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遂宁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18:21:24 浏览:9453
来源:法律资料网
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遂宁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政府
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遂宁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遂府函〔2010〕13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遂宁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五届第64次常务会审定，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遂宁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质量管理、经营绩效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企业，引导和激励广大企业建立和实施卓越的质量管理经营模式，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增强本市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和《四川省质量管理奖评定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长质量奖是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主要授予本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施卓越的质量管理经营模式，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企业。
第三条 市长质量奖的评定工作以促进企业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宗旨，以企业自愿申请为基础，以严格标准、好中选优，科学、公正、公平、公开，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原则，以社会公示、专家评价、政府决策为科学程序，以政府积极推动、引导、监督为保证，加快推进本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第四条 市长质量奖每两年评审一次，原则上每届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总数不超过5家。在当年申报单位达不到奖励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空缺。评审对象为：工业企业、建筑企业、服务企业。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为加强对市长质量奖评审工作的组织领导，经市长授权，设立“遂宁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两名，评委会委员多名。主任委员由主管质量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分管质量工作的副秘书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担任，评委会委员由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知名学者、质量专家、企业管理专家、行业人士和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评委会主要职责是组织、推动、指导市长质量奖评审活动，审定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评审工作程序，研究决定市长质量奖评审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提出拟奖名单。
第六条 评委会下设办公室在遂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主任由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担任。办公室负责起草市长质量奖评审实施细则、评分标准，受理申报单位材料、建立评审员专家库、组织材料评审、现场评审及日常监督管理。
第七条 评审组由3—5名评审员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八条 申报市长质量奖的单位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业3年以上；
（二）实施卓越的质量管理经营模式，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已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或其他相关行业体系认证，质量工作成效显著；
（三）认真贯彻实施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积极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质量效益突出；近3年来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质量水平位居省内同行业前列；
（四）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
（五）近3年内无重大的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未发生因组织责任导致的服务对象、用户（顾客）投诉的突出问题；品牌优势突出，社会美誉度高，具有良好的质量诚信记录。
（六）符合产业、环保、安全生产、能源、质量等政策；
（七）取得国家规定应取得的相关证照；
（八）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章 评审标准
第九条 市长质量奖的评审标准主要参照国家标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T19580）》。主要包括领导，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过程管理，测量、分析与改进，经营结果等内容。
第十条 为保证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的有效实施和在不同行业评审工作中的一致性，在同一标准要求下，可按行业类别分别制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市长质量奖的评审主要包括申报单位资格审核、材料评审、现场评审和专家评委会审议，材料评审和现场评审均须依据评审标准逐条评分后进行综合评价。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二条 每届市长质量奖评审前，由评委会办公室在市级主要媒体、网站上发布本年度市长质量奖的评审公告。
第十三条 符合申报规定的单位，应根据本年度市长质量奖的申报条件，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申报材料。
第十四条 评委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评审组评审。评审组根据材料评审、现场评审等情况，综合排序，提出市长质量奖获奖候选名单，提交评委会全体会议审议并研究确定拟奖单位。
第十五条 评委会办公室对初选通过的拟奖单位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两周。公示没有异议的拟奖单位，报经市政府审定后，由遂宁市人民政府发文公告，向获奖单位颁发市长质量奖奖牌、证书和奖金。
第六章 奖励及经费
第十六条 市政府对获得市长质量奖荣誉称号的单位给予5万元的奖励。
第十七条 市长质量奖的奖金和评审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十八条 市长质量奖奖金主要用于获奖单位的质量持续改进、质量攻关和人员培训、质量检验机构和实验室建设的投入等，不得挪作它用。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对弄虚作假，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市长质量奖荣誉的单位，评委会办公室可提请市政府批准撤销其市长质量奖称号，收回奖牌，追缴奖金，并予以曝光。
第二十条 建立获奖单位的定期巡访及动态管理制度。有关部门应及时了解获奖组织的生产经营和质量管理等情况，督促其保持荣誉，不断提升改进业绩。
第二十一条 遂宁市市长质量奖有效期为二年；有效期满后，企业可自愿提出申请，重新申报。
第二十二条 获奖单位有义务宣传、交流其质量工作先进经验和成果，可以在有关活动中宣传获得市长质量奖的荣誉，但必须标明获奖的时间。
第二十三条 承担市长质量奖评审工作的有关机构和人员要依法保守申报单位的商业或技术秘密。
第二十四条 评委会办公室要切实加强对评审工作的监督，对在评审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不良后果的人员，取消其参与评审工作资格，并提请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工作单位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可依照本办法制定相应的质量奖励规定。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渝办发〔2006〕64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
为更好地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加快我市对外开放步伐，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我市国际友好城市资源，拓展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市国际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特成立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
一、组织机构
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有关专委会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员若干。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外办，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工作目标
以新时期国家总体外交方针为指导，整合全市外事资源，以促进投资和贸易为友好城市工作的重点，全面推进经贸与社会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巩固已有的友好城市关系，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展新的结好对象。
三、委员会职责
（一）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年度计划，研究决定委员会提出的重大事项；
（二）制订我市国际友好城市工作规划，提出全市友好城市工作的全球战略布局建议；
（三）选择结好重点对象，统筹、协调全市的结好工作；
（四）有计划地组织人员互访，推动形式多样的友好交流活动；
（五）在研究国外友好城市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议定友好城市交流的工作计划，落实友好合作项目的牵头单位、协办单位；并对其工作情况进行协调、检查和评比、表彰；
（六）负责友好城市工作基金的筹集、管理；
（七）指导区县（自治县、市）友好城市结好交流工作。
四、工作分工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委员会的日常事务，提出友好城市交流总体方案；收集、研究友好城市信息，建立友好城市信息库，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协调市级各部门、各单位与国外友好城市开展交流与合作事宜；收集各成员单位对友好城市交流的意见和建议；汇总跟踪委员会确定的重点交流合作项目；落实委员会有关决议和决定等。
牵头单位：结合友好城市的特点，作为对口友好城市推进实质性交往的责任单位，牵头负责与对口友好城市以相关领域为重点内容的交流工作，提出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设想与建议，并按照委员会的决定组织实施。
协办单位：按照委员会和牵头单位提出的方案，就相关领域的具体工作组织实施。
五、工作方式
委员会于每年第四季度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各牵头单位汇报本年度工作任务执行情况，并商有关协办单位后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设想和方案，经主任和委员会会议通过后执行。
六、工作要求
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应加强配合、协作，认真履行职责，完成所分配的任务。同时，各项目牵头单位一定要做好跟踪落实工作，保持同协办单位及委员会办公室的信息沟通，使友好城市工作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本方案由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方案从市政府批准之日起试行。
区县（自治县、市）级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附件：1．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重庆市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推进事项表
3．重庆市同外国城市（省、州）结好一览表
附件1：
重庆市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吴家农 市政府副市长
副主任：王学斯 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 消 市外办主任
委 员：高沙飞 市人大民宗侨外委副主任委员
龙泽渊 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主任
罗 聪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唐英瑜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汤宗伟 市经委副主任
赵为粮 市教委副主任
潘复生 市科委副主任
郑 键 市司法局副局长
陈元春 市财政局副局长
吕经建 市人事局副局长
董建国 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
张其悦 市建委主任助理
梁晓琦 市规划局副局长
余昌平 市交委副书记
罗 德 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
王义昭 市农业局副局长
秦文武 市商委主任
宋晓国 市外经贸委副主任
程武彦 市文化广电局副局长
周英杰 市卫生局副局长
王 雯 市外办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张海清 市外办副主任
唐 文 市外办副主任
张 勇 市环保局副局长
程必元 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孙逸民 市旅游局副局长
杨大庆 市侨办副主任
余守明 市园林局局长
李志明 市公安消防局参谋长
张 勇 市仲裁委副主任
附件3：
重庆市同外国城市（省、州）结好一览表
统计截止时间：2005年12月
序号
双方结好城市名称
（外国城市附英文）
结好日期
签字地点
签字人
1
重庆—法国图卢兹市
TOULOUSE
1982.12.10
图卢兹
重庆市市长 于汉卿
图卢兹市市长 博迪
2
重庆—美国西雅图市
SEATTLE
1983.06.03
西雅图
重庆市市长 于汉卿
西雅图市市长 罗耶
议长 魏吉奈
3
重庆—加拿大多伦多市
TORONTO
1986.03.27
重庆
重庆市市长 肖秧
多伦多市市长 埃格尔顿
4
重庆—日本广岛市
HIROSHIMA
1986.10.23
重庆
重庆市市长 肖秧
广岛市市长 荒木武
5
重庆—俄罗斯沃罗涅日市
VORONEZH
1993.10.20
俄罗涅日
重庆市人大主任 于汉卿
沃罗涅日市市长 戈尔茨
6
重庆—英国莱斯特市
LEICESTER
1993.10.11
莱斯特
重庆市人大主任 于汉卿
莱斯特市市长 邓菲
7
重庆—乌克兰扎波罗热州
ZAPORIZHIA REGION
2002.04.25
重庆
重庆市市长 包叙定
扎波罗热州州长 卡尔塔索夫
8
重庆—南非姆普马兰加省
MPUMALANGA
2002.10.18
重庆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姆普马兰加省省长 马古兰
9
重庆—德国杜塞尔多夫
DUSSELDORF
2004.07.22
杜塞尔多夫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杜塞尔多夫市市长 约希姆·艾尔文
10
重庆—伊朗设拉子市
CHONGQING-SHIRAZ
2005.10.11
重庆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设拉子市市长 拉杰
11
重庆—埃及阿斯旺省
ASWAN
2005.10.11
重庆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阿斯旺省省长 沙米尔·尤素夫·哈萨尼
12
重庆—布里斯班市
BRISBANE
2005.10.11
重庆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布里斯班市市长 坎贝尔·纽曼
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
秦德良
[摘 要] 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存在监督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监督力度不大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地方人大监督理论逻辑自恰性、自足性不足有关。地方人大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环境监督应该进行监督制度创新，包括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强化被监督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环境行政决策和环境行政不作为的监督，探索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制度。
[关键词] 地方人大 环境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加速恶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国策由于各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地方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有较大程度上的或然性，然而这种可能性又具有一定可控性。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各国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问题上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就我国而言，这主要与急于超常规发展地方经济、显示政绩的地方政府片面追逐粗放式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地方生产力有关。然而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不仅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妨碍了国民正常的生存利益，因此迫切要求代表地方民意的地方人大从保护地方人民现在与可以预期的将来生存利益出发，有成效地、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司法行为和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的环境司法行为以保护地方环境。然而在我国政治现实中，由于历史以及复杂的现实政治原因，地方人大监督存在有名无实的“虚监”、监而无力的“弱监”、疏而有漏的“失监”以及由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原因造成的“不能监”等问题，因此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一府两院”保护环境的实践需要强化、落实已有的合理制度并设计新的制度以完善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随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与全球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当代国家重要的宪法任务。[1] 作为宪法任务，环境保护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法体系以及监督环境法实施的环境监督法体系。在我国，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机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环境法体系，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环境法的实施出现了问题。因此，人大需要对“一府两院”的环境立法、执法、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行政、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2] 就地方人大监督而言，地方人大的监督权是指地方人大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地方“一府两院”行为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具体就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而言，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目前主要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司法和对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环境司法进行监督，即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环境行为进行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
然而地方人大的监督制度在我国不仅理论上没有能够很好解决而且实践中也存在诸多
问题。地方人大监督制度的尴尬处境也影响了我国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实践。可以说，地方人大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也是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第一，地方人大监督法律体系刚刚初步形成，监督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人大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7-01-01生效）为中心，包括《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1993-09-0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接受监督的通知》（1998-05-30）以及各省、区人大或者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这标志着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历经20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监督法》意图使人大监督权行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它实实在在扩大了各地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它要求行使监督权应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它明确了监督政府工作的主要形式；它既监督“两院”又保障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它明确了审议和决定撤职案具体程序；它还明确了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
但是人大监督权是“带刺的玫瑰”，《监督法》作为一部规范人大监督权的基本大法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在监督主体上，没有规范人大的监督而仅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其次，就公权力监督机制中的监督对象而言，只监督“一府两院”，不可能监督党委和党委书记。第三，《监督法》在规范监督事项和监督方式方面：就最重要的违宪、违法审查而言，该法既没有确立专门的审查机构，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受理和审查程序（如受理时效、答复时限、审查结论作出的方式、时限等）。《监督法》没有能在《立法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其实际操作性很不够，从而难于取得较理想的监督效果。第四，在监督程序方面，这次的《监督法》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程序，该法的规定就有某些不具体和实际操作性不够的缺陷，对特定问题进行调查的调查程序，该法的规定在保障客观、公正和吸收公众参与、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其设计也有不尽完善之处。[3]
笔者认为，虽然《监督法》的出台为人大监督“一府两院”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形势并不乐观。堂堂一部《监督法》居然小化监督主体，居然没有不服从人大监督者的法律责任规定（尤其关键的是其他法律包括刑法都没有不服从人大监督者的法律责任规定），即使就监督的法律程序而言，具体化的东西也不多。以《监督法》（2007-01-01生效）为核心的人大监督法律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法律责任规定。原则性规定多，模糊性规定多。对人大监督的具体法律程序缺少明确的、完善的、有实际意义的、可操作的规定，并且对拒不接受人大监督者是否追究、如何追究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任往往缺少规定，即使有规定的，弹性度较大，往往缺乏量化的具体的标准,罢免、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的模糊性更显出了监督法的底气不足。因此，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地方人大监督的实施办法或者条例进行补充（但可能出现与《监督法》等法律冲突的问题，这需要认真研究），《监督法》下的人大在与强势政府的博弈中注定很难有大的作为，《监督法》很可能面临滥权政治遮羞布的命运。
第二，地方人大的监督力度不强，监督工作较薄弱。
地方人大的监督存在“几多”“几少”“几难”，由此导致监督力度不强，监督工作较薄弱。对行政执法监督多，对行政立法、行政司法、“两院”司法监督少；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非强制性监督多，强制性监督少；可监督的内容多，实际监督的内容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监督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干部多，监督由“一府两院”任命的干部少；述职评议监督走形式多，重实效少；对党委同政府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监督难，基本上无法监督或不敢监督；听取工作报告监督难；质询监督难；个案监督难。
第三，地方人大监督成本过高，监督效率较低。
在我国，由于监督法还没有出台，一个监督案的提起、审议和处置过程没有相应的法律可遵循，又没有监督机构，没有薪水丰厚的职业政治家，于是就依靠委员会、调研组反复多次的会议来解决，而案件往往在机构和人员之间轮回，提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罚的现象较为普遍，最后或是将议案束之高阁，或是根据领导个人意见下论断。这些会议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较多，由于监督不力还可能给行政、司法和社会领域带来间接损失以及影响国民对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评价，由此造成监督直接、间接成本高而效率低。[4]
产生地方人大监督问题有下列原因：
第一，人大监督理论逻辑自恰性、自足性不足，难以为人大监督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本着“多数决民主原则”设立的地方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是地方公民“公意”的体现，是地方公民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参政、议政、监政的代议机构，由其产生地方“一府两院”，具有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两种公法人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现人民主权与国家治理权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决定的。
这里有三个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一是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与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地方人大虽然是宪法规定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但无权监督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宪法规定的领导地方国家机器的公权力行使的最高主体），相反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领导，二者关系如何处理？地方政治运作现实中，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要服从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书记的领导，监督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是否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二是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两种公法人格的关系。地方人大作为一种公权力机关，是法定的地方立法机构，同时又是法定的但没有实际执行力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两种公法人格可以并存吗？如何并存？三是地方政府权力与地方人大权力的关系。从宪法规定来看，地方政府由地方人大产生，但现实情况不完全如此。权力尤其是约束不力的公权力本质就在于它是要无限膨胀的，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权威远远大于地方人大。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一般是“一仆三主”即主要由地方党委决定、然后地方政府服从决定、最后由地方人大基本上是象征性地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主要不是来自地方人大，并且地方人大也要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因此地方人大如何监督地方政府？国外的“三权分离与制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我国通说是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征归结为英国式的“议行合一”（人大相当于议会，国务院相当于内阁）。[5]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式的“议行合一”是建立在“三权分离与制衡”基础上的；而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而提出的“议行合一”是议会与行政机构完全合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认为我国既不是三权分离，也不是议行合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具有独特性。具体在我国，宪法同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法律地位和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还规定了“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其权力从属于人大。宪法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但我国理论界至今没有从理论上很好解决上面三个问题。结果，在现实中，好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府两院”、人大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国家的四个分工合作的法律地位平等的职能部门，人大的法律权威地位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
第二，地方人大缺少专门的监督机构和职业政治家。
根据宪法以及地方人大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职权主要有立法权（省区市、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宪法所设定的这些职权充分体现了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权威地位。然而地方人大的宪法职权主要是通过其以集体行权方式实施的监督权来实现的，地方立法权、选举罢免权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监督权。具体来看，地方人大监督权主要有：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权；审查、批准计划和预算、决算权；质询、询问、建议权；任免、撤职权；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视察权；特定问题调查权；个案监督权；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审查权；特定问题听政权；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监督权；组织执法检查和评议权等。地方人大的上述监督权有的来自于地方法规的规定或者地方人大近年的监督实践。这些监督权的行使极大地提高了地方人大在中国地方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然而地方人大监督依然不如人意。因为地方人大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临时组织一个调查组，成员往往又不是专职的，经济补助又少，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专家治理的社会，政治行为需要有职业政治家的积极参与，才能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活力、有效率，才能引进竞争机制。而地方人大监督成员的兼职或者业余身份难以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监督政治职能。我国政治实践虽然会滋生政客，但目前似乎缺乏滋生真正的职业政治家的土壤，培育这样的土壤将是长期的历史的任务。
第三，地方人大的权威法律地位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