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命权看安乐死
孟祥虎 包头钢铁学院171# 014010
[摘要]：本文批判了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国家和完全归属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提出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以及同生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的观点，根据生命权的归属得出对待安乐死的方案。文章认为，立法机关既要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又要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合法化。
[关键词]：生命权安乐死完全归属主要亲属
安乐死背景
近来，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非同一般，法学界人士对此出言谨慎，各国立法对安乐死的态度也诸多迥异，不同历史阶段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发展。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1）
而许多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对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不鲜见。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2年4月，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 命。法国也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近日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厘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一、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二、人类的行为应当促进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规定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的这个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现实的情况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美国至今未实现人人生而平等。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只要发展就会有力量的变化，就会产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个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决定权利分配的依据，法律从来都是在暴力的支撑下才成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实现人与人或人与组织平等是不现实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3）《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观点为生命权是当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赋权利，国家只是加以宣示。这种观点仅是价值判断或称为天赋人权观点，不是科 学的分析和论证，仅仅是价值的分析。“法者天下之公器。”（5）从价值分析上来得出生命权的应然不一定会采取价值判断的结论，更不一定采取天赋人权的价值判断的结论，所以天赋人权的观点不能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从实证分析上看没证据表明人的权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造物主”是什么东西并没有证据来证实。权利只有法律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如果能赋予，也能被收回；也有可能只授予个人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利用生命；还有可能，生命权未被授予个人，这些可能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的意愿。
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6）所以生命完全属于个人没有任何依据。个人如对自己的生命有完全处决权，个人结束自己生命有可能极大的损害社会利益。假如个人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自杀，这将严重破坏社会关系，对其他个人或社会造成损失，这种死亡不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死亡将必然难以为社会认同。当个体完全拥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7）指望这个生命对社会无害是困难的，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自己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基于这种考虑，完全给予个人生命权未尝不可。多数人不具备独立人格-——对人、社会、自然关系充分认识的能力，难以确保这种人对社会有社会责任感。所以国家不应当给予个人完全生命权，个人也必然没有完全生命权。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8）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生命权的合理归属
生命权归属的应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生命权。一切的重大关乎以上主体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抉择都必须经过以上这些主体的一致同意，不能忽略一个方面的主体，但有个前提是这个生命没有罪大恶极。一个生命如果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罪大恶极，阻碍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应该代表社会的利益，剥夺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的生命而不必经过三方面的主体一致同意。国家在处死罪大恶极的人的问题上拥有绝对力量优势，拥有绝对的社会正义性和体现了社会的利益性。任何一方越权剥夺生命都要受到国家的惩罚。这样才会自觉地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行使权利，这样才合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才有利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从力量上看，生命权归属的实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以及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共有生命权。个人生命上有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特别是生命个体的近亲和对生命个体有权利可以主张的个人。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对生命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影响，这些力量共同影响着这个生命的状态。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影响是任何主体都无法忽略的。比如，个人下定决心自杀，国家的法律对其没有任何威慑力。所以要对对生命有利害关系和力量影响的人进行充分考察，洞悉他们各自的力量对比，做出最合适的权力分配。忽略或者轻视了一方的利益和力量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违背了法律的可控性，这不是立法的本意。
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以下意义：一、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亲子代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避免了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被以合法的形式损害和完全剥夺。没有罪大恶极的生命不被以合法的形式剥夺已为多数法制国家重视，并起到保护个人生存权的巨大作用。有些情况下，因为过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却忽略了个人的舒适死亡的利益，认为让个人舒适死亡不是在保护人权。法律的使命是让人们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尊严，它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最基本准则。《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不得使人受到非人道或丧失体面的待遇的权利。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情况下的安乐死，这种法律根本不是保护社会利益，而是危害社会利益，危害个人的生命尊严，阻碍个人利益的实现，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应当认定它为恶法予以废除。西安九名尿毒症患者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对自己实行安乐死。病人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无法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恢复健康无望、生命感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社会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亡。在中国，这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的现象，每年都有大量的垂危病人在病痛的蹂躏下悲惨地去世，他们临死的惨状让亲人们无法承受。由于我国没有安乐死法案，这些病人只能在剧痛中坐以待毙。冲破不适宜观念，废除不利于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尊重个人人权利益的恶法，给予个人应当得到的尊严。确保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不被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剥夺，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过多的干涉个人生死选择的自由，尊重个人人权，维护了个人生命尊严。二、国家有权对罪大恶极的生命进行严厉惩罚，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人因为可以行使对自己生命重大抉择权利而不受惩罚而为所欲为，从而保护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这个权力来源于社会的授权。人不能无限的行使权利，当他一方面的权利行使过度，必然要以另一方面的权利牺牲作为代价。当罪大恶极的人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包括剥夺他的生命权。虽然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并没有废除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剥夺，在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予以剥夺这一点上没有不同，只不过剥夺的程度不同而已。三、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主体对申请有发言权就避免因为实施安乐死而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比如债务人要求安乐死就不应批准，应鼓励他还清债务，然后才能安乐死，这样会一定程度上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个人实施安乐死有可能损害到申请者主要亲属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对安乐死申请者生命的发言权，至少会一定程度上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为了类似这种要求安乐死的人没有尽到义务的情况，没有尽到自己的重大义务而实施的安乐死应当认为非法，这样就可以促进一些人因为惧怕可能因为没有尽义务而求活痛苦，求死不爽进而比较积极的尽到自己的义务。
安乐死立法建议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9）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在我国，立法既没有对”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10）《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1992年起我国全国大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要求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提案。“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11）综上笔者对安乐死立法持赞同态度，为此建议如下：一、个人主体以及其他对这个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都必须依其对生命的权限进行行使，否则便是不合法；二、当个人的生命已没有尊严，活着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时，国家确认病人得到正确诊断，也必须确认病人的痛苦的确来自疾病本身确认病人尽到自己应该尽的义务，病人的主要亲属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个人安乐死；三、个人对生命权的权限应当是只要个人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四、国家不能容忍剥夺生命的权利由其它主体侵犯，想自杀的人也不能不经过国家同意擅自剥夺自己的生命，否则，如果自杀未遂，国家一定给予惩罚，当然惩罚的方式要因自杀者的情况灵活掌握，这样做目的是限制生命还有意义的人自杀；五、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立法一定要保证这一点；六、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参考书目：（1）王利明主编《民法》，5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独立宣言》。
（3）《人权宣言》。
（4）《世界人权宣言》。
（5）唐。姚崇《执秤诫》。
（6）曹诗权、李政辉著《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05.
（7）《荀子。性恶篇》。
（8）H.D.P.李（H.D.P.LEE）译本《理想国》，473页，（企鹅丛书，伦敦，1955）。
（9）张田勘著《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
（10）陈礼国著《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20020510.
（11）《庄子。天运》。
巢湖市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政府
巢湖市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
2002年8月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各级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加强人员编制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规、政策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党委工作部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政治协商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下简称党政群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机构编制管理主要指机构的设置、变更与撤销，机构职能的配置与调整，机构规格的确定，人员编制与领导职数的核定等。
第四条 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必须遵循“精兵简政”的方针和“精简、统一、效能”以及政事、政企、事企分开的原则。必须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以职能的科学配置为基础，做到职能明确、分工合理、机构精简，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第五条 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制”。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是同级党委、政府负责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的综合、协调和监督机关。凡涉及机构的设置、规格、变更与撤销、职能配置、领导职数、人员编制等事宜，均由机构编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按规定审批程序集体讨论决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编办)，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严禁机构编制部门之外的部门研究决定机构编制事宜。
第六条 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必须严格按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履行报批手续。
基本审批程序是：
(一)申报。凡涉及机构的设立、变更与撤销、职能的配置与调整、机构规格的确定、人员编制与领导职数的核定，须由主管部门提出专题申请，报编办。
(二)审核。编办依据国家和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定编标准，在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与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意见，提交编委审议。
(三)审议批准或上报。编委对编办提出的意见研究决定后，由编办拟文，编委主任签发或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签发。须提交上级编制部门或本级党委研究的事宜要及时上报。
第二章 机构管理
第七条 党政群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作需要，设置必要的工作部门。市级党政群机关分别设部、委、办、局，内设科、室(部)；县(区)党政群机关分别设部、委、办、局，内设股、室。
第八条 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实行总量控制。一般不再增设财政拨款事业单位 (包括财政全额供给、差额补贴、定额补贴的事业单位，下同)。个别确因工作需要增设的，本着“撤一建一”或“只减不增”的原则办理，并严格履行报批手续。严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转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
第九条 全市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调整按下列程序审批：
(一)市委工作机构、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议事机构、办事机构、部门管理机构、市人民团体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和副厅级以上事业单位的设置、撤销、合并、更名由市委、市政府审议，报省委、省政府批准。
(二)市、县(区)要求新增财政补贴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由市编委审议，报省编委审批；市、县(区)要求新增行政事业性收费(规费)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由市编委在征得省编委同意后审批，报省编办备案；市、县(区)新设其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市编委审批，报省编办备案。
(三)副县级及以上事业单位机构、副厅级事业单位内设机构的设置、撤销、合并、
更名，须由市编委征得省编办同意后，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市编委行文。
(四)市直各部门内设机构、县(区)直属工作部门的设置、撤销、合并、更名，科级事业单位的撤销、合并、更名，须由市编委批准。
(五)对乡镇财政补贴性质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继续实行限额设置和限额配备确需增加的，须经省编办同意后由市编委审批。
第十条 设置、撤销或合并机构的方案应当包括的事项。
(一)设置行政机构：
1、设置机构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
2、机构的类型、名称和职能；
3、内设机构的名称和职能；
4、与业务接近的行政机构职能的划分；
5、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二)设置事业单位：
1、设置机构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
2、机构的名称、基本职能、工作任务、隶属关系；
3、机构的办公条件、经费来源、工作方法、编制员额和人员结构。
(三)撤销或合并机构：
1、机构撤销或合并的理由；
2、机构撤销或合并后职能的消失、转移情况；
3、机构撤销或合并后编制的调整和人员分流。
第十一条 学会、研究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的设立和调整，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不列入行政、事业单位管理。
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兴办经济实体；已办的必须脱钩，一律不得列入事业单位管理。
第十二条 机构设置后，市直各部门职能的调整，市直各部门与县(区)的职权划分，由市编办提出方案，报市编委研究决定。
第三章 人员编制管理
第十三条 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在批准机构设置时确定。党政群机关的人员编制数包括行政编制、离退休服务人员和工勤人员编制。
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主要依据编制标准测算。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各类人员应有合理的比例，行政、后勤人员比例不得过大。
第十四条 各级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都要由同级编委研究决定，对机构改革中行政编制的分配使用，须由市委、市政府批准。党政群各部门和内设机构的领导职数按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党政群机关进人的对象和标准为：
(一)经国家公务员考试，择优录用的各类人员；
(二)按照有关规定，选举产生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的领导人，以及市、县 (区)管干部；
(三)安置到各级机关任职的转业军官；
(四)根据工作需要，调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五)根据工作需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进人的对象和标准为：
(一)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专业对口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其他人员；
(二)在分类管理基础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命的领导人员；
(三)机关、事业单位顺向流动人员和相同财政拨款类型的事业单位之间横向流动人员
(四)安置到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转业军官及安置到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复员退伍军人、转业军官的随调家属和其他政策性安置人员；
(五)引进的特殊人才。
第十七条 市直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进人都必须在有编制的前提下进行列程序审批：
(一)市直党政群机关、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和收取行政事业性规费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调进干部，除第二款所列情况外，均由市人事局汇集有关部门意见后，提出意见，提交市编委研究决定。上述单位的后勤服务系统都要逐步推向社会，其工人岗位新增用人，原则上都应采取聘用合同制，确因工作需要调进工人，必须从严掌握，由市编办商市劳动局，提出初步意见，提交市编委研究决定。
(二)市直党政群机关(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之间人员的横向流动及调出，相同财政拨款类型事业单位之间人员的横向流动，由财政全供事业单位向财政差、定补事业单位的顺向流动和经营性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进人，由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编制空缺等情况审议决定，按规定程序办理手续后，由编办办理“人编”手续。
(三)党政群机关录用主任科员及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工作人员)，由市人事局根据批准的计划组织实施，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用；市直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招聘大中专毕业生，由市人事局在市政府批准的年度招聘大中专毕业生计划总数内，组织考试招聘。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机构编制一经批准，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未经批准设置的机构和编制，编制部门不予承认，财政部门不予列入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在核定的编制范围内配备人员，严禁超编进人，满编单位必须先出后进。对于随意突破编制或未按规定的审批程序进入的人员，各级编办一律不得给其办理“人编”、人事部门不得给其核认工资和接转工资关系，财政部门不予核发工资。
未经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得录用或调用人员到党政群机关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
第十九条 市级党政群机关各部门不得干预县(区)或其他单位机构编制管理。
第二十条 市编办对全市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县(区)编办、市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每年向市编办提供其机构设置和编制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二十一条 市直各部门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编办责令限期纠正；逾期不纠正的，由市委、市政府或有关部门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直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擅自设置副科级以上内设机构的；
(二)擅自设置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的；
(三)擅自扩大职能的；
(四)擅自变更机构名称的；
(五)超过核定的编制或未按规定的程序批准擅自使用工作人员的；
(六)有违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各县(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均以本办法为准。今后上级有新的规定，按上级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编办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