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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证据法立法模式的选择
北安市人民法院—宫晓辉
　　在讨论证据立法模式之前我想先谈谈所谓的“模式”，也即法的模式。目前具有较大影响的法的模式论主要有三种:一是律令—技术—理想模式论,二是规则模式论,三是规则—政策—原则模式论。“律令—技术—理想模式论”是由美国著名社会法学派人物庞德提出来的。这是法的第一个典型模式。庞德认为,任何一个法都应当有三种成分构成:这就是技术成分、理想成分和律令成分。所谓技术成分,是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规定、概念的方法和在权威性法律资料中寻找审理特殊案件的根据和方法这一点是两大法系国家立法模式的主要差异。所谓理想成分,是指法律在一定时间和地点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它回答的问题是,特定的社会秩序应当是什么,通过法律对社会实行控制的目标是什么等等。在对新奇案件的解决中,往往需要借助立法中的理想成分。所以,立法中的理想成分成为对法律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的基础性因素。所谓律令成分,它主要是指规则,但同时还包括原则、概念、标准及学说等等因素。规则是指对一个具体的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具体后果的各种律令。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概念是一种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标准是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的一种行为尺度。
　　第二个法的典型模式为“规则模式论”。规则模式论是新分析法学派提出来的法律模式。其现代的代表人物是哈特。哈特在批评奥斯丁的法的命令模式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该规则模式。哈特认为,法是一个规则体系。这个规则是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组成的。主要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次要规则是“关于规则的规则”。根据次要规则,人们可以通过言论和行动引入新的主要规则,取消或修改旧的规则,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决定这些规则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实施。由于次要规则主要是授予权利,所以这些规则又称为“授予权利的规则”。法的第三种典型的模式理论是由德沃金提出来的“规则—政策—原则模式论”。德沃金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实践的典型运行模式并不是实证主义的法律模式理论,而是由规则、原则和政策三个主要因素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论,原则和政策相对于规则而言乃处在同一个抽象的层次。但是,政策是有关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的一种政治决定,一般来说,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特点的改善,以及整个社会的某种集体目标的保护或促成问题。而原则是有关个人的权利、正义或公平的要求或其他道德方面的要求。与之不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规则是具体的,它在适用时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但法律原则在适用时具有灵活性。原则与原则之间会发生冲突,此时,应比较各项原则的相对分量。规则与规则之间并无所谓重要或不重要的区别问题。对规则的比较,应在规则外寻求标准,规则本身并不昭示何种标准可以评价它的重要性程度。
　　以上三种法的模式实质上分别代表了社会法学派、新分析法学派以及新自然法学派关于法的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这三种法的模式事实上也各有缺点和优点。庞德的模式论把法律理想视为法律的要素,则有助于克服执法和司法中的概念主义、条文主义或教条主义,增强法的弹性或灵活性,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和各类形式的案件审判。但是,这种模式运行得不好,可能会导致法与非法的界限的混淆,使法失去确定性,并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宽泛化大开方便之门。哈特的规则模式论则强调了法的逻辑结构和确定性,但是它把法看作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容易使执法和司法走上法律条文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极端。德沃金的模式论具有庞德模式论的灵活性的优点,但是它将政策看作是法律模式的一个因素,则未必无可斟酌之处。可见,以上三种模式皆有其不足之处。为了克服这种不足,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一个试图取代以上三种模式的新模式论,此即“规则、原则、概念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丹麦驻华使馆询问婚姻问题提出意见的复函

1954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办公厅：
你部本年3月11日发办签（54）号第406／486号公函收悉。兹对所询问题提出下列意见，供你们参考：
根据丹麦使馆致你部照会，安德斯于1940年在青岛和苏联人伊奥劳夫斯基结婚时是中国籍；现居丹麦，无国籍。查所附离婚据，开头就说明女方是无国籍的立陶宛人。国籍问题对他们结婚及离婚的效力是有关系的。立陶宛在1940年以前就已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究竟认为他是无国籍，或属于苏联国籍或中国国籍，是需要弄清楚的。
假定安德斯是中国国籍，在她和伊奥劳夫斯基结婚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涉外婚姻问题是依夫之本国法解决的。同时期苏联法令也不禁止其公民与外国人结婚。苏联1944年《关于婚姻、家庭及监护法的几项修改》订明：“规定只有登记的婚姻，始能发生各盟员共和国婚姻、家庭及监护法所规定的夫妻的权利义务。”她们虽曾结婚，但未向苏联驻华使领馆进行登记，按照上述规定，只是事实上已成立婚姻关系，并未发生夫妻的权利与义务。后来她们又于1945年在上海签订了离婚据，按照苏联法律，即使是双方同意离婚，也必须经法院审判。但她们原有的婚姻关系既然仅是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又经过协议离婚，故可认为其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亦因此不复存在。
再假定安德斯是无国籍人，她在中国和苏联人所发生的婚姻，也同样要适用夫之本国法即苏联法来解决，其结果亦与前面所述无异。又按那时反动政府关于一般婚姻问题的伪法统，像本件双方所举行的宗教仪式的结婚和协议方式的离婚，也都是有效的。附此说明，以备参考。
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答复丹麦使馆时，似只须将你部研究后的意见说明，可不必将已废止的条文抄告。

附：外交部关于丹麦驻华使馆询问有关伪国民党婚姻法问题应如何答复特征询你院意见的函 1954年3月11日 发办签（54）字第406／48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兹接丹麦驻华公使馆来照称：“1940年2月8日一中国国籍之安德斯女士（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ｖｎａ Ａｎ－ｄｅｒｓ）与一苏联人伊奥劳夫司基先生（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ｉｃｈ Ｉｏｄｌｏｖｓｋｙ）在中国青岛天主教堂结婚。1946年12月后双方分居。1949年3月6日，安德斯之代表人上海一律师与伊奥劳夫司基签订离婚据。
由于双方结婚后未曾向青岛苏联领事馆进行登记，依照苏联民法规定，此项婚约尚未合法成立。
安德斯现居丹麦，无国籍，欲与丹麦人韩森（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ｎｓｅｎ）结婚。后者已向丹麦当局申请免将此项婚约在教堂当众宣布。但丹麦当局在批准其请求以前，希望澄清以下问题：
（一）依照1946年青岛实施婚姻法之规定，上述婚约是否有效？
（二）如有效，依照1949年上海当时之规定其离婚据是否有效。”因此该馆请我部予以协助。
我部初步意见认为可将当时适用之伪国民党的“法律适用条例”第九、十、十一各条抄告丹麦驻华公使馆。
你院意见如何？根据上述伪国民党法律条文是否可断定上述婚约为无效？是否可将此等条文抄告该馆？上述“法律适用条例”是否曾经我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止？如无明令，则是否能告知该馆此条例业经废止或已不适用？
兹将该馆附来之安德斯与伊奥劳夫司基之婚约证书及离婚证据之抄本抄致你院，希对以上问题予以研究后尽速赐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