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哲钰 兰州商学院 副教授 , 罗彪 兰州商学院
关键词: 预付费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构建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的消费方式多种多样，预付费消费作为其中的一种，为消费者带来了优惠与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困惑和问题。预付费消费本质上既是服务消费合同又是预付格式合同，正因为预付费消费的这种性质以及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权利的行使受到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的制约，致使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变得尤为苍白无力与不堪一击。因此，通过现实的具体情况和理论基础的支持，从道德论、解释论与立法论的角度构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是应对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权利受损与地位不利的有效途径。
随着货币发展不断渗入，科学技术含量与物质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整个社会经济在经济自由、刺激经济内需、打造上帝等建立消费型社会时代观的熏陶下，各种各样的新型消费方式顺势而出，预付费消费更是一呼百应，迅速铺展而来。如今，在美容美发，洗车、健身、网络、医疗、各种球会、商会、电信等服务领域，预付费消费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消费模式，其在给消费者带来优惠与方便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问题和困惑，预付费消费中存在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法律风险致使消费者权益的行使变得极为脆弱。
一、预付费消费的性质及消费者的法律地位
预付费消费也称提前消费，指消费者为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向经营者预先交付一定的费用，从经营者处获取会员卡（内部成员卡），并依会员（内部成员）资格按次或按期享受商品或服务的一种新型消费方式。
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既可享用便利，省却每次交付现金的麻烦，又能得到价格上的优惠，而经营者可以一次性收取大额资金，能较快回笼经营成本并可长期拥有固定客户，这种共赢的特征正是其得到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通过现有的司法实务经验以及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看，常见的预付费消费可分为三类：一为定点式消费，如美容美发店、洗车场所、网络会所、球会等；二为定时式消费，如上述案例中王先生的健身活动，健身休闲中心通常是在固定的时间段安排健身活动，以保障有效的成果；三为定额式消费，如各种商场或超市发放的购物卡，购物卡的面额价值即为消费者的消费限度。
预付费消费是众多的新型消费方式中的一种，具有不同于其他消费方式的特征：其一，从会员（或成员，以下统一为会员）资格的取得上看，消费者欲取得预付费消费中的权利须以会员资格的取得为标准，而会员资格是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直接产生的，不需要媒介机构如银行、证券机构等，会员资格的形成通常也需考虑消费者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发展需求，可基于消费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考虑是否给予消费者会员资格，如网络会所对未成年儿童的合理限制；其二，从消费者权利实现的限度来看，预付费消费的消费者权利并不是一次全部获得，而具有部分期待权的性质；其三，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消费者与经营者只有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方可进入预付费消费的实质性阶段；其四，预付费消费具有单方风险性，经营者集中获取了权利而分散地承担义务，处于极为优势的地位，而消费者是以分散的方式获得权利，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1]
预付费消费是在服务行业中产生的一种消费，消费者作为客户，为特定的服务目的而向经营者支付一定的金钱，购买经营者的商品、劳务，经营者则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商品项目，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已构成服务消费合同，在这层意义上，双方是一种相互平等地支付对价并相应获取权利的契约关系。另外，预付费消费是一种预付款合同，亦可称为非即时履行格式合同，由于此种消费的先交费后消费的特征，决定了经营者不可能一次性履行完其所有的义务，而是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按次或按期履行。严格意义上讲，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单方非即时履行合同，消费者作为其中的一方提前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在与经营者的对抗中处于明显不利，两者之间存在着地位的悬殊。同时，预付费消费亦是一种格式合同，其合同条款和内容通常表现和记载在会员卡中。会员卡是由经营者单方预先创设并重复使用的，是经营者为了吸引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而以优惠条件发放会员卡的方式来与消费者达成协议，通常会做出一些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对方的规定。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经营者会与消费者单独订立一个格式合同或载有格式条款的合同，而不是以会员卡的形式出现。此外，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预付费消费是一种不完全合同，是在交易市场中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在将来各种状态下的权利义务不可能完全规定在双方协议中的合同。市场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尤其是在权利享受还未确定的期待交易中，消费者被先天性地套上“弱势”的标牌，故而，经营者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凌驾于消费者之上，消费者信息的贫乏与权利意识的淡薄也使得消费者疲于自叹：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在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应该是清晰的，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的消费者，享受《消法》赋予的各种权利，承担其基本义务。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在其中的法律地位亦有特殊之处，基于以上对预付费消费性质的分析，首先，预付费消费中的消费者是服务消费合同中的买受人，消费者以金钱作价的方式（这也是消费者在服务消费合同中最为重要的义务）换取经营者相应的给付行为，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这种行为可视为债务人的行为，然而，消费者在预付费中却实施了先予行为，从而具有了债权人的某些权利和地位，即请求经营者提供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其次，消费者是格式合同中的被提供方，提前交纳费用而分段地享受权利，承担着权利落空的风险，不但如此，作为格式合同的被提供方还被限制了作为一般消费者应有的基本权利，而不知不觉成为经营者通过格式合同制定霸王条款欺压的对象。[2]
二、消费者在预付费消费中的权利困境及其原因之探析
预付费消费兴起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惑，消费者基于信赖利益而预先履行自己之义务，而这种信赖利益又完全被经营者所掌控，由此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单方风险。根据调查，经营者收取消费者价款后消失的案件发生率极高，此类案例对消费者的损失最大的也最难以维权。甘肃省消费者协会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６日至５月７日期间，以问卷调查和网上调查结合的形式开展的预付费消费调查活动的结果显示：有７５．３％的消费者使用过消费卡进行消费，但使用的满意率仅为１５．４％，其中最不满意的集中在美容美发、电信业务、网络等行业领域。（注：参见甘肃３１５维权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３１５．ｏｒｇ．ｃｎ／）。）笔者认为，消费者权利在预付费消费中遭受扼杀或限制的主要表现有：
其一，经营者利用“拖”与“跑”的方式损害消费者权益。在实践生活中经常看到有经营者在收取大量的会员费后就遁迹而无影无踪，笔者也曾遇到过这样的经历，笔者花了６０元在一理发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可享受十次的服务机会并可节省十多元钱和以后每次单付费用的时间与精力。笔者在享受服务之前就一次性将十次的服务费预先交给了理发店，因而也就产生了十次的服务期待权，然而就在笔者办理会员卡不到５个月时，该理发店消失一空，笔者自身的权益无处可保。经营者的消失让消费者的期待权落空，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理性地分析，经营者的“跑”有两种：一种是故意的“跑”，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另一种是被迫的“跑”，即无害人之心却实有害人之果。因而，笔者所经历的该理发店可能是为了非法获取消费者的钱财而成立的，也可能是在成立之后而专以会员卡的形式骗取消费者的钱财，还可能是由于某种客观的原因如经营不善、租期届满、拆迁等原因而造成的，但这在事实上都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失。此外，经营者利用“拖”的方式，即在企业或某个经济体成立之前，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在消费者交了钱之后，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而迟迟不开业，造成消费者权利的“中空”，在定时的预付费消费中，这段期限的权利是否可以顺延，很多经营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中空”也就成了“真空”。经营者还有一种策略为虚假承诺，即承诺消费者在入会后能够享受多么盈实的服务、多么实惠的价格，待消费者入会之后，得到的却是经营者的擅自提价，致使消费者上当受骗，后悔莫及。[3]
其二，经营者使用“四变”的方式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例如：２００９年３月王先生在某健身中心办理了一张健身卡，后来王先生发现该中心器材差，服务态度恶劣，要求退费被拒绝，后来该中心以装饰为由将所有会员转让他人，而新老板不承认转让之前的会员资格。“一变”为经营者服务质量变差了，王先生参与健身休闲中心的活动的目的在于依靠中心的健身器材与工作人员的指导来强身健体，但中心的健身器材与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让王先生感觉被忽悠，第一次健身的效益值１００元，第二次就值７０元，第三次就只值４０元了，服务质量的下降迫使王先生作出了退会的要求；“二变”为钱变没了，即经营者利用霸王条款拒绝退还消费者的余额，就等于直接把消费者的钱没收了，王先生在要求退会退款时，健身休闲中心却主张当初达成的格式合同中的规定“会员一旦缴费，概不退还”，对此王先生无可奈何，却只能“空悲切，亦长恨”；“三变”为经营者主体变了，之前的会员资格也变没了。案例中健身休闲中心在变更经营主体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新经营主体却否认了之前所有的会员资格，因而王先生等人也失去了其应享受的权利，消费者权利凭空被剥夺更加凸显了其在市场交易中的劣势地位；“四变”为消费者的“选择权”变没了，《消法》第９条第１款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经营者虽以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参与会员制度，然而又极大地限制优惠的范围与消费的时间段与服务类型。中国甘肃移动在２００９年年未针对学生开展了一次“预存６０元送６０元话费”活动，但是参加这次活动的所有人都被要求开通某一特定的业务并扣取５元的该业务第一个月的费用，中国甘肃移动捆绑其业务并强制消费的行为严重地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
其三，经营者肆意泄露消费者的隐私。在预付费消费的领域中，有些行业如电信部门、球会、大商场均会要求登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些企业为了经营与审查身份的需要可以登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但个人信息作为消费者最基本的隐私，经营者有义务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但近些年来，消费者个人信息外泄问题日趋严重，甚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经营者为了获取大量利益也肆无忌惮地利用或擅自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现象广为存在。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立法从刑法上对此进行了规制，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电信、金融、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若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刑事处罚（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７条。），而在刚通过不久并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条。），隐私已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益列入其中。[4]
其四，消费者维权难。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我国许多法律中都规定了救济的途径、方式与程序。但在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如何维权于法无据。如经营者在骗取钱财后就蒸发了，侵权者跑了，未有明确的被告何以立案？又如前案例中的王先生，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是健身休闲中心的会员？法院会承认会员卡的证据效力吗？即使承认，仅仅依靠会员卡就能证明消费者的会员资格，就能证明消费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吗？还有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在于，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者群，而我国司法资源却有限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例全交由法院处理不仅消耗了司法的有限资源，而且增加了消费者解决权益纠纷案件的成本，而这又成为消费者是否选择诉讼救济的困扰。
消费者权利发展至今，有着与其他权利一样的发展历程，但更具艰辛与曲折。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以及消费者对权利认识的不同程度等因素的存在，消费者权利发展本身就十分复杂，继而，在预付费消费这种新型消费模式中，更多复杂的新因素渗入到消费过程中，给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增添了几分新的挑战。
首先，从市场风险看，信息不对称与经营者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是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信息不对称一直以来都是阻碍消费者与经营者成为两个平等主体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在订立服务消费合同的过程中，只能通过经营者的介绍以及其他参与该服务的消费者的评价来判断服务的质量，而该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会有多大的信服程度呢？撇开其不说，经营者的产品或服务的来源、经营者资格、经营状况、经营期限、债权债务状况，企业信誉度、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等都需要消费者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而且消费者还应保证获得信息的可靠性，繁冗的工作必然会增加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成本，或者说减少了消费者的相对利益。经营者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现象如今亦很常见，经营者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征来说并未有不合理之处，然而滥用优势地位就演变成了不合法行为，如案例中，健身休闲中心即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对王先生提出的各项合理要求都不予理睬，甚至毫无根据地取消王先生的会员资格。再如水、电的消费，在市场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供水、供电等单位，其根据自身意愿的调价、调量都会大范围地影响消费者的正常生活，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然后，从道德风险上看，诚信制度的缺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缺乏是两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信用制度的尚未建立是企业不诚信、经营者不诚信的根源，从国外的成功经验来看，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都建立了信用制度，虽然各国对信用制度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对经营者的规定都有一个共同点：从严审查，从严处罚。根据国外的一项调查，信用体系制度的建立及其功能的发挥能创造５％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又能减少近３０％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如是说，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能有效地遏制当前存在的不当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然而现实的问题在于，信用制度缘何在我国迟迟建立不起来？其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市场失灵，从而容易促使经营者牺牲信用而追逐巨额利润；其二，作为一个传统的讲信用的国度，在近几十年中面临了一次严重的拜金主义的冲击，尤其是在新的市场规则中，人们所矜守的那份信用却不知如何起用，人们的这种有限理性也影印了生活中的有限信用；其三，诚实守信的成本极高而背信弃约的成本却很低廉。[5]在企业社会责任上，任何一个个体及经济组织体在从社会获利的同时都有回报社会的义务，美国学者Ｃａｒｒｏｌｌ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四个层次，伦理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层次责任，要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诚实守信，尊重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为损害社会与他人利益的行为等内容。企业的伦理责任是一项强制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任何一种企业责任的缺失都势必影响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最后，从法律风险上看，预付费消费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法律制度的缺失。从法律的制定、法律的适用、法律的监管以及法律的救济上都可以窥探出消费者在预付费消费中的笈笈可危的地位。在立法上，预付费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在《消法》上未有体现，《消法》从１９９３年颁布以来至今未曾修订，其作为一部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不能及时摄涵保障全体消费者应有的期待权的规定，使得消费者在权利保护上失去了依据，在对这一问题的规制上，国务院曾经颁布过会员卡试用管理办法，但后来被废止，如今在预付费消费中对消费者的权利的保护仍然面临着法律的盲点。在适用法律上，无论是受害的消费者还是主持审判的法官，通常都是以《合同法》中的规定为其引据，而这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受侵害，《合同法》在实践中亦难掩饰其力不从心的尴尬。经营者却常常利用格式合同对消费者的权利予以限制或加重消费者的义务，深层次意义上说，这也是经营者对其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滥用的结果，通过与消费者订立霸王条款来重现“沉默的大多数”。在监管上，在预付费消费中监管部门应如何实现对经营者的监管？而监管部门是否具备能力对经营者的经营状况、企业债务、企业信誉、经营者资质等一系列问题予以监管？经营者发行会员卡的行为是否应当管理？应当如何监管？又该由谁监管？这些问题如今都是极不明确的，因而消费者时刻都面临着无人可诉、无处可诉的风险。在法律救济上，我国现行的做法是由受害的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前提是，消费者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及充分的证据，而消费者在实践中往往很难满足这些要求，所有的这些风险势必影响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三、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之构建
《消法》的实施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的全过程，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消法》也以其坚定的历史使命始终履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职责。面对市场经济中复杂多变的环境以及人们对消费的无限需求，踌躇满志的《消法》如今也只能步履蹒跚，凸显了其在当前适用上的窘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真空”对修订《消法》的重要性来说已不言而喻，故而，在《消法》修订呼声高涨的当下，应当明确规定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并应强调保护措施。笔者认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构建应基于内功与外功两方面。内功上，消费者主要是加强自身的法律与权利意识，敢于同侵害自己权益的经营者抗衡；外功上，则可以从道德建设、现有法律的解释上以及法律创设层面上来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在权利内化上，消费者应加强自身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律意识不等于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应当是一种在内心能够引起共鸣的法律心理，虽然法律知识多的人并不一定代表法律意识就强，但不能由此而否定法律知识的扩展是增强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根据调查，《消法》在众多法律中是最具有群众基础的，但真正了解《消法》的人却不多，对于预付费消费而言，消费者对自己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显得更为茫然，因而，国家应当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法律人才优势与媒体优势加强法律宣传，而不应当仅仅停留在３·１５层次上。另一方面，预付费消费案件如今极为普遍，司法机关亦应当选取一些经典的、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案例对消费者予以启迪。权利意识从来都是伴随法律意识而不断提升的，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替代不了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引起共鸣的一种法律行为，在“如临深渊”的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应当警惕高诱惑的风险，避免一次投入较高的消费资本，亦应当掌握与经营者就消费的价格、期限、质量等方面签订的书面协议，更应当注意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发现有异常情况即向有关人员咨询或有关部门投诉。
在道德论上，一个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体欲取得长足的发展，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发展策略与产品服务质量，社会责任履行的好坏以及消费者的信赖程度都是必不可缺的因素。企业经营的目的在于长远的利润与发展，而从心理学角度上说，每个企业都具有“急功近利”的冲动，如何规避心理学上的这种矛盾：第一，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体须加强对自身的认识，经营者与消费者始终都是一对平等的经济主体，经济关系中的实质内容是平等交换，而不是通过逃避、欺诈等方式非法获利；第二，须加强对法律的认识，从法律的惩罚制度上来深化道德水平，法律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二层次上的责任，在规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质量、经营活动等方面作用重大；第三，须加强对消费者的认识，要取得消费者的信赖，经营者应当尊重消费者的权利，遵守社会公德，不恶意欺骗，不虚假承诺。同时，要实质上地恢复信用制度，在我国，导致背信弃约成本如此低廉的原因正在于缥缈的信用制度抹退了经营者不信用的色彩，让经营者无法曝光。信用制度的建立亦是立法上的问题，但笔者将其纳入到道德伦理中，其原因为中国的“儒”商文化极为重视信用，近几十年人们对信用所表现的失望在于信用的迷失而不是缺失，建立信用制度只在于帮助信用本身尽快归位，重塑信用文化，信用制度建立的关键有四：一为信用制度应是全国统一的，所有的公司企业都是平等一致的，所有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都是无任何歧视和差别的；二为信用制度应是分层次管理的，我国辐员广、人口多，经营者“熙熙攘攘”，散布在每一片土地，实行分层次的信用管理制度是最为有效的；三为信用制度应是公开透明的，对预付费消费中的经营者要建立专门的信用档案并定期予以披露，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及其经营者纳入“黑名单”并公之于众；四为信用信息应是可交换可共享的，此规定在于限制不法经营者“流窜作案”。
吉安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江西省吉安市民政局
吉安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2001.06.01
市民政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和管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各县（市）必须把殡葬设施（含殡仪馆、火葬场、公墓、骨灰堂等）的建设纳入当地城乡建设规划、基本建设计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安排相应用地、资金、以适用殡葬改革的需要。
第五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殡葬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组织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和处理殡葬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宜。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计委、监察、公安、工商、土管、建设、规划、城管、物价、卫生、林业、交通、环保、文化、财政、社保、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民族宗教事务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配合民政部门共同做好殡葬管理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
第七条 各单位和城乡基层组织，应对本单位或本辖区的人员进行殡葬改革的宣传教育，确保殡葬管理的有关规划、规章和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责任劝阻、制止和检举。对推进殡葬改革，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市本级和各县（市）应建立健全殡葬管理所，配备必需的人员和设施。各县级政府民政、公安、工商、交通、土管等部门可以组成联合执法队，协助政府行使本办法中第五章职能。
第二章 遗体处理
第九条 根据省政府规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划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
第十条 火葬区内的人员死亡后应当实行火化，但国家规定可以土葬的少数民族人员除外。少数民族人员自愿实行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第十一条 土葬改革区内的人员死亡后允许土葬，生前有遗嘱或者主要求将死者遗体火化的，应当予以支持，他人不得干涉。
土葬改革区内的乡（镇）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推行火葬。
第十二条 居住地在本市土葬改革区内的人员在火葬区内死亡的，应当实行火化，不得将遗体运送回户籍地土葬。
非本市户籍人员在本市火葬区内死亡的，应当就地火化；因特殊原因需要将遗体运回户籍地火葬的，应持死者户籍所在地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经死亡地县以上民政部门批准，用殡葬专用车运送。
第十三条 在火葬区内医院死亡的人员，禁止丧主自行转送，禁止在医院设置灵堂进行殡仪活动。其遗体由医院及时通知殡葬服务单位接运。
第十四条 在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规划区内死亡的人员，丧主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到殡葬服务单位办理接运遗体手续。殡葬服务单位应在办理接运遗体的手续后两小时内接运遗体。
第十五条 殡葬服务单位在运送和保管遗体过程中，应当对遗体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遗体火化前一律用纸棺包装，确保文明卫生，防止污染环境；对患有烈性传染病的，应当采取防止传染的措施，及时将遗体火化。
第十六条 医学教学、科研等单位需要利用遗体进行教学、科研的，由丧主和使用遗体的单位到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手续。
第十七条 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火化、必须凭合法的医疗机构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书。
非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或者无名尸体的火化，必须凭县级以上政府公安部门出具的火化通知书。
遗体火化后，殡葬服务单位应当向丧主出具火化证明。
第十八条 遗体需要在殡仪馆保存的，应当办理手续。保存期一般不超过7天；丧主或者有关单位要求延长保存期的，应当经殡葬服务单位同意，应在保存之日起7天内办理延长保存的，应当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殡葬服务单位可以将遗体火化。遗体保存费由申请人或者死者生前单位交纳。
第十九条 遗体火化后，殡葬服务单位应当通知丧主领取骨灰。超过7日未领取的，殡葬服务单位可以自行处理。无名死者的骨灰，30日无人认领的，由殡葬服务单位自行处理。
第二十条 遗体防腐、整容、更衣和遗体接运、火化等业务均由殡葬服务单位承办。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经营殡葬服务业务。
第二十一条 骨灰应当集中葬于县级城区公墓或村级公益性墓地内，或者寄存在骨灰堂（塔）等存放设施内。禁止将骨灰装棺土葬。禁止在县级城区公墓、村级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地方建造坟墓。提倡以树代墓、深埋不留坟头等其他不占少或占土地不污染环境的方式处理骨灰。
第二十二条 殡葬服务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实行规范化的文明服务，不得刁难丧主，不得强行要求丧主选用指定殡葬服务用品和项目，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
殡葬服务收费应当严格执行省物价部门制定的标准，不得在标准以外加收费用。
第二十三条 享受国家定期救济、定期补助、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和享受“五保”的人员死亡后，殡葬服务单位应当凭县（市、区）政府民政部门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酌情减收遗体接运费、火化费。
殡葬服务单位接运、火化经公安部门确定为无名、无主遗体的费用，由民政部门在社会救济费用中列支。
第三章 殡葬设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殡葬设施由政府民政部门统一管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建设、经营殡葬设施。
市辖区殡葬设施由市政府民政部门统一规划，建设、管理。
第二十五条 建设殡葬设施按以下规定审批、备案：
（一） 设置农村村民公益性墓地，由村民委员会提出。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市、区）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二） 建设殡仪服务站，由县（市、区）政府民部门审批；
（三）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市）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政府审查批准，并报市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四） 建设骨灰堂（塔），由县（市）政府民政部门报同级政府审核后，报市政府民政部门审查批准；
（五） 公墓（陵园）由殡葬管理所（处）建设和管理。公墓的建设由殡葬管理处（所）提出申请报县（市）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民政部门审核，报省政府民政部门审查批准；
（六） 利用外资建设殡葬设施，报市政府民政部门审核，报省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民政部门审查批准。
兴建殡葬设施应当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其他手续。
第二十六条 农村公益性墓地和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由村民委员会建设和管理。为本村民提供服务，但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造坟墓：
（一） 耕地、园林、林地；
（二） 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 水库、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 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五） 居民居住区。
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二十八条 公墓和公益性墓地应当选用荒山瘠地，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 公墓铭牌应载明公墓（墓地）名称、占地面积、建设时间、审批文号，地界应明确，并埋设界桩；
（二） 安葬骨灰的单人墓或者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土葬内区安葬的遗体的单人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4平方米；双人合墓不得超过6平方米；
（三） 公墓、公益性墓地应当建立骨灰存放设施，设置以树代墓区域；
（四） 公墓、公益性墓地应当整洁肃穆、绿化美化，实现公墓园林化，推行墓碑小型多样，增加文化艺术内涵；
（五） 严禁在墓区内构建封建迷信设施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严禁修建宗族墓地和活人墓；
（六） 对公墓区内的坟墓要编号、登记、造册、建立档案。
第二十九条 公墓内的墓穴和骨灰堂（塔）存放格位实行有偿使用，使用年限为二十年，超过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向管理单位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一年未办理延期手续的，管理单位可以自行处理。
本办法施行前公墓内的墓穴和骨灰堂（塔）的存放格位使用年限已满二十年的，由管理单位通知办理延期手续；逾期六个月未办理的，管理单位可以自行处理。
第三十条 使用公墓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应当凭火化证明。
第三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转让和买卖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
第三十二条 禁止利用经营承包的责任山（田地）作为丧葬用地。
第三十三条 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范围内的坟墓，由用地单位报请当地政府公告期限迁移，迁移费由用地单位支付。期满不迁移或者无主坟墓，用地单位可以就地平毁或者深埋。
第三十四条 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单位应当加强对殡葬服务设施、设备的管理，保持殡葬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的整洁和守好，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章 丧事活动和殡葬用品管理
第三十五条 城乡基层组织应当把改革丧葬纳入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守则。可以建立群众性的丧事活动管理组织，推动丧葬习俗改革。办理丧事组织应当遵循文明、节俭的原则，不得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第三十六条 丧事活动应当遵守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和交通管理的规定，不得妨害社会公共秩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办理丧事活动，应当在殡仪馆或者指定点进行。禁止下列行为：
（一） 摆设道场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二） 游丧；
（三） 占用公共场所搭设灵棚、停放遗体、摆设花圈和挽幛、吹奏丧事鼓乐；
（四） 摆路祭；
（五） 沿途燃放鞭炮、抛撒纸钱、冥币等。
为丧事举行宗教仪式的，应当在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第三十七条 禁止生产、销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
第三十八条 禁止生产火葬区内生产、销售棺木和其他土葬用品。
第三十九条 生产、销售殡葬用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市或县（市、区）政府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的，由民政部门发给《丧葬用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获得《丧葬用品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或者县（市、区）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不得在批准场所之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章 罚则
第四十条 应当实行火化的死亡人员（含交通工伤事故死亡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其遗属可以享受国家抚恤金等待遇的，必须凭火化证明，向有关单位申领丧葬费、抚恤金、遗属生活补助费。
违反本办法，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将骨灰装棺土葬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采取强行火化遗体和平毁墓地的措施，所需费用由丧主承担。采取强制措施时，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应当协同处理。
强制火化后，死者原属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社会团体职工的，其遗属不得享受丧事造成的困难补助费；死者原属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的，其遗属不得享受由政府提供的有关社会福利待遇。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一）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遗体接运、防腐、整容、更衣等经营性殡葬服务的；
（二）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丧葬用品设备生产、销售、出租的；
（三） 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殡葬设备的；
（四） 倒卖经营公墓墓穴和经营骨灰存放格位的；
（五） 利用公益性墓地和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从事经营活动的；
（六） 生产、销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的；
（七） 在火葬区内生产、销售棺木和其他土葬用品的。
涉及第（六）、（七）项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有关物品。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城建等部门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建设殡仪馆、公墓、骨灰堂（塔）等殡葬设施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土地管理、建设、规划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强行迁出或者平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一） 公益性墓地对本乡（镇）以外的死亡人员提供墓穴用地的；
（二） 在禁止建造坟墓的区域内建造坟墓的；
（三） 生前预先建造坟墓的；
（四） 建造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的；
（五） 擅自利用经营承包的责任山（田、地）作为丧葬用地的。
第四十五条 公墓、墓地墓穴占地面积超过规定标准的，由民政部门责令公墓、墓地管理单位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阻碍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聚众闹事，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火葬区内的医院不及时通知殡葬服务单位或者殡葬服务单位接到通知后不及时接运遗体造成棺殓土葬的，由卫生、民政部门分别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殡葬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有关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对应当火化而不实行火化的死亡人员的遗属发放了丧葬费、抚恤金、遗属生活补助费的，由民政部门会同监察部门查处，给予直接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民、台湾同胞、华侨和外国人的丧葬事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县（市、区）政府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实施细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