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民事执行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詹绪波 210046
摘要：执行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一环，执行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基层民事执行难的原因着手，通过分析基层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找到一种能够妥善解决 基层民事执行难的方法。
关键词：基层① 民事 执行难
执行是诉讼的最后阶段，是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保证 ，是国家法律得以具体贯彻和执行的保障，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然而，法院执行难却一直困扰着司法界。2002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德咏主持召开“全国法院加强执行电视电话会议”，坦言法院执行工作“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尽管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做出了统一部署，五年来，各级法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执行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②然而，时至今日，法院执行难依然存在。本文试图从基层法院执行现状着手，侧重从民事执行方面，对基层民事执行工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飨读者。
为了便于展开讨论，不至于使述议显得过于空洞，在次试举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以便通过对事例的分析得出某些结论。
案例1：1985年55岁的赵琳璧借贷1万余元投资到陕西眉县营头乡政府开办的农具厂，一年之后，场子因无法继续开办，但他投入的钱却拿不回来。1988年他将农具厂承包人李某与 眉县营头乡政府告到法庭。1990年竟眉县法院一审判决，由李某偿还赵琳璧款17064。96元，眉县营头乡政府负连带责任。判决书生效后 赵琳璧多次催促， 因当时法院经济审理`执行未分离，到1994年5月，此案由执行庭正式立案，因李某无偿还能力，营头乡政府实际上是被执行人，尽管 赵琳璧多次到当地法院和乡政府催促，乡政府态度也很好，但案件无实质性进展。面对记者的镜头，赵琳璧 催泪发誓：“不兑现法律白条，死不瞑目”。
案例2001年10月27日，陕西风翔县农民石五龙之妻因琐事与邻居石某父子发生争执在撕打中受伤，治疗工花去5600余元，石五龙将此事起诉到法院。2002年3月8日 风翔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石某父子共同赔偿4481余元，判决生效后，同年4月8日石五龙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交纳了有关费用，但法院派人去执行却没有结果。2002年6月24日，宝鸡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出抗议，风翔县人民法院即对此案再审。2003年4月11日法院维持原判。在随后下乡执行中，因石某父子不在而无果。10月28日，百般无奈的石五龙在 风翔县县城公开拍卖“法律白条”并且承诺：“有谁能帮我讨回这笔钱，我原分一半给他”
上述两个案件都发生在基层，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法官也做出了努力，然而事件的结果却令人遗憾——即出现了所谓的执行难。那么基层民事执行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执行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民事判决执行难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根源于基层结构（这里的结构既包括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也包括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我认为可以从执行主体（国家权力）和执行客体（基层群众）在基层的现状来分析。
（一） 首先讨论基层群众的现状
1、 基层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
基层，特别是农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家庭、邻里、街坊、包括村干部，总是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产生的社会联系不同，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纽带是血缘，相对于城市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利益，似乎更为牢靠。在农村，彻底脱离或者基本脱离自己的家庭是难以理解的。而城市则不同，由于经济的发达、交通的便捷等，家族的概念几乎可以没有，甚或家庭内部的联系也不必非常紧密。于是，相对于城市，基层的群众（村民）更容易团结起来，也就是说基层更具有团结性。
同时，由于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是血缘、 地缘，而血缘和地缘决定了这个社区的人很自然、也很容易会产生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基层是一个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的特性和易于团结的特点，构成了基层社会特殊的一面，而这种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是落后的，而试图“控制” 基层社会的法律却带有浓厚的现代性。于是基层社会的落后性与试图“控制”它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便构成了一种矛盾。矛盾的双方在理论上说应该是先进的一面（法律）占主导地位，然而，由基层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再实践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基层社会占居了主导地位。于是，执行难便成为一种正当现象了！ 本应该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法律由于起自身某些方面与基层结构不和谐，导致起无法进入这个社区，自然也无法通过权力自身的运作取得独占地位。权利的错位导致在基层，执法人员扮演了非常尴尬的角色，而执行工作由于这种处境的尴尬自然的受到了影响，甚至是阻碍。
另一方面，由于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和易于团结的特点，导致一些债权在现实执行中很难实现，。现实情况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或乡邻，或街坊，或朋友，甚或亲戚。正如开头提到的两个案例。案例1中，赵琳璧与李某是生意合伙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朋友关系。而案例2中，石五龙是与邻居发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执行者与执行对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双方对簿公堂，但如果双方能够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的话，那么这种原有关系还有可能延续，至少不会反目成仇；另一方面，面对执行难，债权人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终极目的，而这种终极目的达到，必须付出割舍双方原有联系的代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很容易是这种割舍双方联系的单纯行为进而扩展到割舍与很多人联系之地步。再加上基层社会的团结性，可能债权人会被这个社区（群体）所抛弃。这也是文中两个案例最终都发生转向的原因。赵琳璧将债务追讨转向了并不直接相关的乡政府，而作为外乡人（从陕西榆林迁到眉县）将债权试图移交给“第三者”。
（2）基层民众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法律心理。
尽管现代化的浪潮已席卷了全国的每寸土地，与此相伴随得法律（司法）现代化以不是当年的“洪水猛兽”。在基层，我们看到了普通群众法律观念的一些可喜转变。比如：他会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构件一个自我保护体系，在同他人交往时会更多的强调某些法定仪式，等等。③然而，正如上段所言，传统的基层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其固有的特性，而与此想适应的基层民众的文化结构和法律心理依然具有其特殊性。
其一、时至今日，许多基层民众还是不愿打官司，发生的纠纷，他们更愿意以“礼治”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村委会或是家族中有声望的长辈来调解。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中国乡土社会权力结构分为四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统治和时势权力。④在礼治占统治地位的基层，长老统治（即定教化）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至于横暴权力的实施，则是礼治无法实现解决纠纷时被迫采取的手段。因此在基层民众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之前，法治的“入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礼治的统治，从而易使民众打下法治无用的意识形态烙印。
其二、基层的现代法律心理并未确立。基层的许多民众依然认为打官司，或者被告上法庭充当被告是不光彩的事。因此，在礼治调节无效而诉诸法律之时，被告人的思维便粘贴了耻辱的标记。如果说在判决还未确定之前，被告人还可以选择是否履行应有的义务的话，那么在法庭判决其应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按照被告人现有的法律逻辑，那便是毫无选择的余地------坚决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或者至少是坚决不认真不履行应尽的义务。因为，被告人一方面要考虑“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日后的生活问题，甚至是社会地位问题-----我赔给他钱是否会矮他一截？
其三、对国家权力的一种自然排斥，也是基层法律心理的一个要素。法在基层更多的被理解为一种刑罚，对法的畏惧导致对法的自然排斥。自然，民事执行也被排斥在这种“亲密社会”之外，这也可以理解，为何人们叫难以执行判决书为“法律白条”，可以将“法律白条”公开拍卖。
（二）国家
1、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孱弱。
从理论上来说，拥有暴力机关的国家应该远远大于基层（公民）的权力，作为个体的公民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抗衡。近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听说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像超期羁押、收容遣送、包括乱打白条等。建国五十多年来，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领导体制，各级政府，包括司法机关的建设都一定程度的得到加强。一个“统一、精简、效能”的政府机构正在逐步确立。但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当然这种偏差是合理的，否则理论与实践都无法长足发展），实践证明，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会发生惊人的蜕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权力（人民公社）退出基层，取而代之的是农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农村日常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却不是代表国家，或者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他代表的是一种与基层密切相关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村民委员会还是党支部都是为村民服务的，而不是履行国家职能的（包括强制职能）。国家在基层权力的孱弱，这也可以解释案例2中，为何法院不传唤被执行人到庭，而两次亲自下乡，最终因被执行人逃避而无法顺利执行。同样案例1中，也出现了人民法院12年无法追回债权人应有的债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论述法院与基层的关系主要侧重与实践方面（权力碰撞），而在前面“基层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中论述法院与基层的关系主要侧重于从意识形态方面（法律试图控制基层）。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等同的。
2、个别执行人员素质差，影响执行队伍整体形象。
从宏观上分析，基层执行难与国家权利的孱弱有直接关系。那么，从微观上分析，执行人员素质差，也是影响司法权威的原因。当前一些执行人员素质较低，工作作风差，官僚主义严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执行乱的情况。执行人员缺乏耐心教育，深入调查的作风。个别执行人员与债务人进行不正当接触，帮助债务人隐藏债务：个别执行法警野蛮执法，导致矛盾激化，执行更加难以解决。媒体津津乐道的炒作“野蛮执法Vs 暴力抗法”反映了近年来暴力抗法有上升的趋势。⑤
3、执行较强的行政化色彩。
再回到基层，除去上述几乎全国都有的现象，基层执法也有起自身特点。基层法院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即使是送法下乡，司法便民措施也是在行政权利的影响下做出的。“党中央的文件比法律条文有用”反映了这种现象⑥同时，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协助也加强了法院执行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在基层普通民众的心中，法院执行局和工商、城管、甚至乡干部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比这些部门的可敬畏性还低。因此，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排斥行政权力的心理影响下，基层民众对行政权力的“同路人”------执行权力，做出本能的排斥。这也是为何许多执行法警去基层执行时，无人配合的原因之一。既然无人配合，执行结果便不言而喻了。
二、如何解决基层民事执行难？
对基层民事执行难原因的分析，使笔者产生了一个牢固的观念：正如适用于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的现代法律无法在基层有效运作：城市中一些解决执行难的方法在基层不一定有效。同样，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方法也会被打上“方法白条”的烙印。我非常赞同苏力先生对法治现代化中本土资源的看法，基层的问题还是应该回到基层来解决。
1． 加强普法宣传，妥善解决纠纷，在基层树立司法权威。
意识形态控制的力量无疑是强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思想领域的动态，这种情况表现在基层主要是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法工作，十多年来，普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⑦在这里，笔者主要想讨论的是如何将普法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体现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普可行之法、可用之法。因为有时基层群众拿到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甚至是《知识产权保护法》！
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更应该发挥司法的效力，贯彻司法宗旨，探索在基层可行的司法形式，重在解决纠纷，妥善解决规则与实际之间的矛盾，为群众半实事，办好事，从而确立司法权威。只有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才能使自觉履行法律文书成为可能。这也是解决基层民事执行难的最理想状态，最好方法。
2、推行执行体制改革。执行工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执行的裁决权具有裁判权的性质，应该属于司法权；另一方面执行的实施权具有管理支配的特点，应该属于行政权。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执行体制进行改革，即：设立一个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执行局，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这个执行局仍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建立一个 垂直领导的执行体制，分设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总局，下设执行局、执行分局、执行支局。⑧这样在司法领域便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审判系统，由各级人民法院构成；一套执行系统，由各级执行机构构成。这种设置一方面有利于打破执行工作中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较大的屏障，利于执行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审判与执行之间的良性互动。
3、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创造性的开展执行工作。
基层国家权力的孱弱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因此在面对国家权力无法有效的控制基层权力，而且执行客体又并非出于正当理由影响执行时，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便显得必要了。
执行队伍建设一方面指执行力量的加强。按照中央1999年11号文件规定，要把执行人员的比例增加到法院总人数的15%；另一方面也指执行队伍素质建设。即：提高执法意识、业务素养、严格守法、认真执法。
在实际执行中，为了让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和保障，一些法院从审判开始，在每个环节都注意尽量减少执行难度：实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对给予金钱给付案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一些法院还废除了执行费用预收制度，而且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执行和解率。同时积极展开整治暴力抗法专项活动5年来，对拒不执行的17。3万人实施了司法拘留，判决了一批犯罪分子。⑨
也有学者提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执行方式，如把外出执行为主变成在法院内执行为主；把开庭执行变成执行的主要方式；把依靠有关部门配合执行变成执行的一种辅助方式。⑩
4、加强立法工作，为执行难的解决提供法律保障。据悉《民事强制执行法》将于近期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这对民事执行难的解决是一件好事。
5、利用基层已有资源。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一方面导致了外来力量难以进入，另一方面也为外来力量迅速控制这个社区提供了可能。相对与进入一个城市并且控制这个社区的速度，基层要快的多。因为只要控制了基层某个权力人物（村干部、或者当地有名望的长辈），那么外来力量可以很容易的控制这个社区。对于基层民事执行来说，会大大减少执行的难度。而且这种控制也是可能的，因为基层社区（村落）的权力人物也有扩张自己原有影响的欲望。他可以在公权力与基层个人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扩大其在基层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与公权力再交换中取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从善良的一面考虑，充当公权力与基层个人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也有保护整个社区和谐的可能。这是由于“熟人社会”的性质使他无法对那些破坏秩序的人采取强制手段，而充当中间人引来国家权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确是更合理的选择。既然基层权力人物与国家权力有可协作性，那么合理的利用这种“本土资源”，对解决基层民事执行难也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基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众的关系最近”可以看出这种解释主要是从组织结构中阐述的。而笔者认为的基层，主要是国家权力的末梢，是从权力理论来认识的。在以权力的层次来界定基层与上层的界限来说，基层与农村是相等的。所以，本文的基层主要指农村，尤其是不发达的农村。这种观点在苏力先生的《送法下乡》中也有体现。
②2003年2月21日，新浪网载：全国法院5年来共执行案件1176。79万件，比五年前上升75。93%，执行标的额11266亿元，增长了近5倍.如本文无特别声明，以上站点都于2003年10月20日至28日访问。
③参见苏力 《送法下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35页
汕头经济特区森林防火条例
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6号）
《汕头经济特区森林防火条例》已由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8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8月30日
汕头经济特区森林防火条例
（2011年8月30日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范围内的森林防火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
第三条 森林防火工作贯彻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积极扑救，有效消灾的方针。
第四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分级分部门的森林防火责任制度，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森林防火指挥体系和森林火灾扑救队伍建设，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和预防扑救工作，保障森林防火经费，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及时处置森林火灾。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组织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森林防火协管人员队伍，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监督管理工作。
公安、财政、交通运输、卫生、民政、通信、气象、旅游、教育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有关的森林防火工作。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确认森林防火责任人，实行年度责任目标管理。
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的具体工作由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七条 森林经营管理者负责其经营管理范围内的森林防火工作，实行经营管理负责人责任制。
第八条 有森林防火任务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单位，应当按照森林防火责任制的要求，明确本单位森林防火工作的负责人。
第九条 森林防火工作涉及本市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建立森林防火联防机制，确定联防责任区域，制定联防制度和措施，实行信息共享，做好联防地带的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森林防火设施，预防森林火灾、报告森林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森林灭火工作的义务。
第十一条 鼓励通过保险形式转移森林火灾风险，提高林业防灾减灾能力和灾后自我救助能力。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防火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受益者应当合理承担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发生的费用，承担相应的森林防火义务。
鼓励居（村）民委员会建立森林防火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开展森林防火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应用科学技术，提高科学防火灭火能力。
第十四条 对在森林防火期或者高火险期参加防火工作的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可以给予适当的津贴；有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森林防火组织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森林防火工作；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的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由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办公室负责。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履行以下主要职责，未设立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由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并监督森林防火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措施的实施；
（二）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
（三）组织制定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四）组织做好森林火灾的监测、预警、应急准备等预防工作和森林防火安全检查；
（五）统一指挥森林火灾的扑救，督促有关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和责任追究；
（六）组建和培训森林火灾扑救队伍；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市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将森林防火任务重的区（县）、镇（街道）等行政区域，确定为本市的森林防火重点行政区域，并向社会公布。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发生森林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森林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并报市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森林防火重点行政区域的区（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应当成立森林火灾专业或半专业扑救队伍。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可以建立森林火灾群众扑救队伍。
森林火灾专业、半专业扑救队伍和群众扑救队伍应当配备扑火工具，定期进行培训演练，参加森林火灾扑救，并接受市、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指挥调度。
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森林火灾专业、半专业扑救队伍和群众扑救队伍，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的森林火灾应急演练。
第十八条 森林防火重点行政区域的区（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应当配备足够力量的护林人员，由其履行以下森林防火工作职责：
（一）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规章；
（二）巡护森林，制止违反规定用火和消除火灾隐患；
（三）及时报告火情并就地扑救；
（四）协助有关部门调查森林火灾案件。
第三章 森林火灾预防
第十九条 每年九月为本市的森林防火宣传月。各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以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森林防火的法律法规和安全避险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森林防火意识。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学生进行森林防火常识教育；森林防火重点行政区域的学校应当组织学生进行森林火灾避险训练。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配合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及时播发或者刊登森林火险天气预报，无偿刊播森林防火公益广告。
第二十条 市、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森林防火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以下规定有计划地建设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储备森林防火物资，配备森林防火设备：
（一）在联片林区建立火灾监测预警系统，设立火情瞭望台、监测哨等设施，合理设置防火通道，营造生物防火隔离带，利用山塘、水库、沟渠规划建设森林扑火水设施；
（二）在森林防火区主要入口或者人员活动频繁的地方设置防火警示标示牌；
（三）在林区内部、林区边缘及其周边的村庄、工矿企业、仓库、学校、部队营房、重要设施等场所的周围建设有效的防火隔离设施；
（四）在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建设储水设施，配备灭火水泵，形成森林扑火水设施系统；
（五）在林区配备防火交通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并加强使用管理、维修保养和检查；
（六）按照国家有关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的规定，规范建设物资储备库，配备森林防火设备。
前款规定的森林防火设施、设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非法占用。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相配套的森林防火设施，应当与工程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森林保有面积，按照每年每亩不少于一元的标准安排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森林防火的工作需要。森林防火经费主要用于以下事项：
（一）森林防火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森林火灾的扑救；
（三）森林火灾专业、半专业扑救队伍和群众扑救队伍的装备、训练；
（四）森林防火的宣传教育；
（五）有关森林防火的其他必要支出。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森林扑火储备金制度，用于紧急增调物资、食品、医疗供给的专项经费支出，保障扑救森林火灾的应急需要。
森林防火重点单位有经营收入的，应当在经营收入中提取森林扑火储备金。
森林扑火储备金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五条 在林区及其周边从事活动，应当做好森林防火措施，严防引起森林火灾。
禁止在林区及其周边一百米以内从事下列非生产性用火：
（一）野炊、烧烤、吸烟；
（二）烧香、点烛、烧纸钱；
（三）烧蜂巢、焗蛇鼠；
（四）燃放烟花爆竹、玩火、放孔明灯；
（五）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非生产性用火。
第二十六条 开展森林旅游活动的景区景点经营单位，应当对旅游者进行森林防火安全教育，设置森林防火宣传牌、警示牌，营造森林防火隔离带，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按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规定组织开展常规的森林火灾扑救演练。
第二十七条 输电管理单位应当定期对穿越林区的电缆、电线进行安全检测检修，采取有效防火措施，防止因输电线路故障引发森林火灾。
第二十八条 在林区从事野营、登山、祭祀、庙会等活动的，应当遵守有关森林防火管理规定和防火安全要求。
第二十九条 每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四月十五日为本市森林防火期。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公告决定提前或者推迟森林防火期。
森林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规定森林高火险期。
清明、冬至等节日前后三天，或者森林防火期外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森林高火险期。
第三十条 森林防火期和高火险期内，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和森林防火规律，划定森林防火区和高火险区并向社会公布；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掌握火情动态，做好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准备工作；森林防火责任人应当配备防火监督管理人员，在森林防火区和高火险区的醒目位置设置火警宣传标志。
第三十一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森林防火区内的相关单位开展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安全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二条 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烧灰积肥、烧田坎草等野外用火。因防治病虫鼠害、冻害或者从事炼山造林、烧防火线等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森林防火条例》的规定报批，并在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内用火。
经批准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用火前制订防扑火措施，落实防扑火人员，准备扑火工具，并将用火许可情况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用火作业人员作业结束，经检查确认无余火后，方能撤离现场。
第三十三条 森林防火期内，除经批准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以外，禁止携带火源进入森林防火区。
第三十四条 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应当经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活动，并接受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森林高火险期内，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对森林防火区实行野外火源管制，对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实行严格管理。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对进入森林防火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防火检查。
森林高火险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和高火险区一切野外用火，禁止携带火源进入森林防火区，禁止未安装防火装置、灭火器材的车辆进入森林防火区。
第三十六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森林火灾隐患的，应当及时发出整改通知书，督促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整改，及时消除隐患。
第三十七条 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负有监护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监护责任，防止被监护人进入林区用火、玩火。
第三十八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气象机构建立联合会商机制，共同分析气候对森林防火的影响，及时制作和发布森林火险预警预报信息。
第四章 森林火灾扑救
第三十九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公布森林火警电话，建立森林防火值班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应当立即报警。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接到森林火警报告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组织扑救，并按照规定逐级上报；接到扑救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赶赴指定地点投入扑救。
第四十条 发生下列森林火灾之一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立即报告市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由市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按照规定报告市人民政府、省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及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一）区（县）际、市际交界地区发生的森林火灾；
（二）受害森林面积在五公顷以上尚未扑灭的森林火灾；
（三）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四）威胁村庄、民居区或者重要单位、设施的森林火灾；
（五）超过二十四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
（六）需要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
第四十一条 发生森林火灾，市、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的扑救工作。公安、消防、交通运输、卫生、通信、民政、气象、商务等部门应当主动配合，支援灭火救灾。
第四十二条 扑救森林火灾实行以森林火灾专业、半专业扑救队伍为主，群众扑救队伍相结合的原则。
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动员单位和个人参加扑救森林火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动员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的人员参加森林火灾扑救，上述人员自发参加的，有关部门应当加以劝阻。
第四十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可以根据扑救森林火灾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采取下列应急措施：
（一）开辟防火隔离带；
（二）清除毗邻火灾现场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障碍物；
（三）人工增雨，应急取水；
（四）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五）转移疏散人员；
（六）调动消防、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
（七）其他应急措施。
因扑救森林火灾需要征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的，
由市、区（县）人民政府决定。扑救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四十四条 森林火灾扑灭后，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森林公安等部门及时对森林火灾的发生原因、肇事者、受害森林面积和蓄积、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向本级人民政府及市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提交调查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森林火灾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依法处理。
发生火灾的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按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
第四十五条 森林火灾信息应当经市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办公室核实后，由各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
第四十六条 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医疗、抚恤；死亡人员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报批。
第四十七条 参加森林火灾扑救人员的误工补贴和生活补贴以及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其他费用，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由火灾肇事单位或者个人支付。
起火原因不清的，由起火单位或者森林防火责任人支付。火灾肇事单位或者个人以及起火单位或者森林防火责任人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支付。
误工补贴和生活补助以及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其他费用，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先行垫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
（二）发现森林火灾隐患未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下达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的；
（三）对不符合森林防火要求的野外用火予以批准的；
（四）瞒报、谎报或者故意拖延报告森林火灾的；
（五）未及时采取森林火灾扑救措施，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或者重大伤亡事故的；
（六）对林区违章用火不加制止的；
（七）对森林火灾案件不追查处理，对事故责任人迁就姑息的；
（八）未按规定做好森林防火物资储备的；
（九）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破坏或者非法占用森林防火设施、设备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个人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用火或者有其他易引发火灾行为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森林防火期或高火险期内，携带火源进入森林防火区的；
（二）森林高火险期内，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的；
（三）森林高火险期内，未安装防火装置、灭火器材的机动车辆进入森林防火区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森林防火条例》和本条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损失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树木。
第五十五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汕头经济特区森林防火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