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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合议庭功能
规范审判长职责
—学习《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的几点心得

2002年7月30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是对现实诉讼实践及理论研究的总结，掩卷反思，该规定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殊值重视。
首先，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力图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高效率高质量的审判组织。人民法院的内部审判组织有多个，审判委员会是最高审判组织，合议庭是最为经常的、最为普遍的审判组织形式，而独任法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合议庭制度的向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大量的小额案件或者相对简单的案件都必须由合议庭审理无疑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在中国维持数量如此之众的法官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审判委员会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性质不可能成为经办具体案件的经常性的组织，于是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到了合议庭制度的头上，合议庭制度以其独有的民主性、独立性、灵活性、高效性而成为我们对审判组织的最好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如此，我国的合议庭制度却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弱化和随意的地位，在现实中的很多法院里，合议庭名存实亡的现象相当严重，我们目前推出的这一规定，事实上是对我们以前着力推行的并起了相当作用的主审法官制度的一种反思。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不经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个事物或一个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并且走上成熟，在经常性审判组织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曾经一度主张法院的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的独立审判，但是所谓的法院独立审判造成的责任不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混沌状态促成了主审法官制度的出台，主审法官制度就象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样激发了法官们的办案热情，但主审法官制度的非民主性及目前中国法官素质的普遍低下，使这种制度逐渐显露出种种弊端，于是无论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这一问题，对合议庭的价值重新作出估量，应该说这就是最高法院出台这一规定的背景。
现在我们翻开最高法院的规定，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条文都是围绕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精神制定的，它更加强调合议庭的组织性、集体性、协调性和民主性。在该规定的第十五条还规定：“裁判文书一般由审判长或承办法官制作。但是审判长与承办法官的评议意见与合议庭评议结论或者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有明显分歧的，也可以由其他合议庭成员制作裁判文书。”该条规定一方面尽量避免使用主审法官的惯常用语，同时又将主审法官的最主要的职责——制作或者说是创造裁判文书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交由其他法官完成，其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立法意图不言自明。该规定还用了较多的条文细致的规定了合议庭的职责，议事规则和议事的限期，这些条文无一不体现了最高法院意在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内部运转和谐，具有独立品格，民主与效率相融的经常性审判组织的良苦用心。
其次，规范审判长职责，明确其权利义务，协调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以及庭长、院长的关系是该规定的又一目标。在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中，审判长的功能定位曾几经论证，经过长时间的试点与摸索以及理论上的探讨，基本上在该规定中明确了以下几点精神：
1、审判长是合议庭审理案件进程中的主持人，而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其权力是一种主持权而不是行政权。由于种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审判长相对固定已成趋势，有的法院甚至推出了审判长选任制等审判长固定化的种种举措，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对审判长本身性质认识的不足和具体操作过程中审判长扩权现象的出现，审判长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法院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审判长的权力往往超出了审理案件的主持权而衍生了一种对合议庭的管理权与控制权。这种审判长权力的行政化无疑是对审判长性质的一种误解，也与三大诉讼法中对合议庭成员权利平等的规定相违背，因此，最高法院的规定对审判长的行政化现象进行了回应，基本上恢复了审判长是合议庭的主持人这一本来面目。该规定对审判长的职责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归纳，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审判长十权”，即：准备辅助工作指导权、审理方案确定权、庭审活动主持权、评议案件主持权、提请审委会讨论权、制作审核裁判文书权、签发法律文书权、主持案件复议权、遵守审限检查权、其他与审判有关的事项的办理权。从该规定对审判长的权利的科学归纳来看，审判长的所谓的权力都是与案件的审理有关的，其权力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对此之外的事务基本上不加置喙。同时，即使在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内，审判长的权力也仅限于与案件审理相关的范围，进一步说即使是与案件审理相关的事务审判长也没有决定权，而仅仅是一种主持权，他不能强迫其他的合议庭的成员必须按照他的思路进行案件的审理工作，如果说审判长的权力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权力的话，那末这种权力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法律的赋予不如说是审判长本身由于其主持案件审理所产生的话语权。
2、审判长制度一方面源于合议庭制度本身需要一个高水平的主持人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法官职业化或者说是精英化的改革思路的一个试点。众所周知，再周密的法律也依赖于法官人为的执行，法律的最终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与法律本身，而是依赖于法官的个人品格和其对法律的精深理解，走法官精英化之路是泰西诸国法治得以实现的一个异常宝贵的经验，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现实的状况却不能不让我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实际的操作方式，或者说是某些学者提出的相对合理主义的模式，审判长制度本身在我国实际上寄托着我们对法官精英化改革的期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即使在中国不能实现一蹴而就的法官精英化的进程，但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走部分高素质的法官先精英化的道路，于是审判长制度自然而然的被寄予厚望。尽管最高法院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的体现这一思想，但从高水平的主持人以及审判长的相对固定化的趋势中也可窥见一斑。
3、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除审理案件的主持权外并无特殊的凌驾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上的权力。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性质多样的“协调—管理”关系。对于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的规定》第四条有明确规定：“合议庭的审判活动由审判长主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审理、评议、裁判，共同对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负责。”至于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关系，至少应当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考虑，院长、庭长是法院的行政领导，从人、财、物等诸方面对法院或各个庭室进行管理，审判长作为法院中业务上的骨干当然成为法院着重培养的人才；并且审判长在审判案件中所涉及的一些财、物的用度也须经由行政领导审批，从这一方面来说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院长、庭长还是法院中业务上的领导，尽管这种领导方式倍受质疑，并且也亟需改进，但无论如何院长、庭长对审判长的业务上的领导权却也不容轻易的否定，这种领导主要的途径是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以及由院长、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体现出来。除此之外，院长、庭长与审判长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协调、监督、指导的关系，这类关系非常复杂，往往涉及面非常广泛，有行政上的，有业务上的，甚至还有生活上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院长、庭长与审判长的关系概括为“协调—管理”关系。最高法院的规定对合议庭、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业务上的关系进行了明确，一个总的精神就是对院长、庭长对业务上的领导指导尽量明确化、规范化，给合议庭、审判长在业务处理上尽量大的空间，营造合议庭独立、法官独立审判的环境。
最后，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我认为仅是权宜之计，法官的精英化要求我们的法官个个成为社会精英，成为精研法理、道德高尚、中正平和、地位尊崇的社会典范。同时，逐步变换法院内部行政领导的角色，淡化法院的行政色彩，突出法院的中立公平的司法精神将是日后法院改革的趋势。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古代先哲曾教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我国法律制度上对于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犯罪规定从宽处理，便是这样精神的反映。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早已有规定，而对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这传统和习惯，但是直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老年人的体恤才真正上升为法律规定，这既符合我国尊老的传统美德，又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笔者对此略抒浅见，以求更加准确理解和把握该项法律规定。

　　一、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法律历史背景

　　早在西周时期的法律就有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历经各朝代到民国时期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减律就规定：“年60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即犯罪人60岁以上，若犯轻罪，可以据情宽容；若犯重罪，则可按理论减。又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条规定，“满80岁人之行为，得减其形。”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颁布的的一些刑事法律中，也规定了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内容，在抗战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9条规定：犯该条例第2款各项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可以减刑。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现金诸多国家的法律对老年人犯罪均做相应从宽处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也有对高龄老人犯罪后酌情从宽处罚的判例。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将不断增加。因此，一部管理社会健康完备的刑事法律确实有必要建立有关老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设置对老年人犯罪适当从宽处理的法律原则，并明确适用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二、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修正案（八）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实，对于上诉规定，《宽严相济意见》第21条作了规定，即“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从宽处罚。”司法先行，该意见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酌情从宽处罚。是通过司法能动性来推动社会和谐的积极举措。需要说明的是，它并为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其法律依据是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所以这次入法没有悬念，但是老年人的年龄界限，有的提出70周岁，有的提出80周岁。最终立法机关确定为75周岁，这是综合考虑了各种意见，也考虑了老年人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及社会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任何脱离国情的法律都是缺乏根植于社会基础的，法律既以颁布，再来探讨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已无济于事。此外，从宽处理的迟度。立法征求意见时，又提出一律从宽处理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秩序，也有提出老年人虽身体衰弱，但社会阅历多、生活经验丰富，更应遵纪守法，一律从宽不妥。最终立法从犯罪主观方面来区分，即故意犯罪“可以”；过失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当根据修正后刑法第62条和63条执行。立法的这一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是否一律从宽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已满75周岁，应该理解为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这里的“周岁”于刑法第17条未成年人周岁做相同理解，即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以周岁生日的次日算起。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已满75周岁，必须查证清楚，不然对行为人不能适用《刑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

　　三、关于老年人犯罪“免死”的规定。

　　有人提出，对于已满75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缺乏对判处刑罚个罪情况的考虑。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老年人体力、智力、精神状态良好，又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且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如不适用死刑，难以平息社会矛盾。故而，立法机关综合考虑后规定，在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之后，增加了“但书”条款，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该“但书”指的故意犯罪自不待言，一般可指犯罪手段令人发指，如以肢解、残酷折磨、毁人容貌等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

　　修正案关于已满75周岁以上的人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是新增加的内容，从此翻开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规定新的一页，使得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与未成年人以及怀孕妇女一样受到“法律开恩”，彰显了社会和法律的文明。其实，我国历史上如同规定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样，也有一定年龄以上可不负刑事责任豁免死罪的规定。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0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外，国际公约倡导和要求成员国应该在刑法中规定可以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的最高年龄，超过这一年龄不得判处或执行死刑。有的国家和地区已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司法实务中也很少有75周岁以上的犯罪人被判处死刑。所以，这一规定意义非凡。

　　笔者认为，这里规定已满75周岁与修正案刑法第17条之一的“已满75周岁”不是同一内涵，《刑法》第49条第2款规定的是审判的时候，是诉讼法意义上的概念，即只要是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为必要条件。例如，一名65周岁的人杀人涉嫌犯死罪后外逃，10年后被抓获归案，其时年龄已满75周岁，依法对其不应适用死刑，除非已特别残忍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例外。而《刑法》第17条之一规定的必须是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