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3月30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4年6月17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市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管理。”
二、第二十条第四款修改为：“取水、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安装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量设施。”
三、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取土等活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或恢复原貌，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删去第三十八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本）
（1997年8月1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8年8月2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3月30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的水，属于集体所有。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城市发展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资源的管理工作，具体职责为：
（一）组织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
（二）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统一调配城乡水资源；
（三）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的征收；
（四）组织、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工作；
（五）组织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推广工作；
（六）负责查处违反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市城市管理部门指导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资源，并有权对破坏水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和制止。
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节约用水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七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并按照规定权限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和评价。
第八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按流域或区域进行统一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相协调，兼顾各地区、各行业的需要。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含城市供水水源规划、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等）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的变更，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核准。
甬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以及其他涉及跨县（市）、区引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编制。
第九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农业、工业用水和航运需要。
第十条 开发利用地下水，应当按照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要求，实行总量控制，限量开采。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地下水年度可开采总量、井点总体布局和取水层位，划定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
第十一条 鼓励在统一规划下多渠道投资开发利用水资源，兴建引水、蓄水等供水水源工程。
由投资者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供水水源工程及引水工程，按省、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工程，必须进行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水环境和防洪影响评价，必须按照取水许可管理规定，办理取水许可审批手续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涉及取用地下水的，应当提交有资质的技术部门的水文地质勘察资料；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还应当征求城市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蓄水、引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兴建建设项目，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或航运水量有不利影响的，以及经批准使用水域进行建设的，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采取补救措施或给予合理补偿。补偿费按当地新建替代工程造价计算，列入建设项目工程概算。
第三章 用水管理
第十四条 全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实行计划管理。市城市供水区（含市辖区和奉化市属奉化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制定，报市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审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城市供水区以外地区的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由当地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审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五条 跨县（市）、区及市城市供水区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有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进行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市城市供水区以外地区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由当地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是供水调度的基本依据。有调蓄任务的水工程，应按经批准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或编制部门的调度指令进行蓄水放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拒绝执行或任意改变水量分配、调度计划。
因特殊干旱等情况造成水量不能满足供水计划时，各级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机构按照规定权限报经批准后，可以对辖区内水量分配、调度计划进行临时调度，各取水、用水单位必须服从，各水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执行。
第十六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指导和监督本辖区的节约用水工作。
城市节约用水的管理，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业灌溉节约用水规划和计划，完善农业灌溉工程的改造配套和渠道防渗设施，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合理制定用水定额，减少耗水量。
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城镇自来水用户的节约用水管理工作，制定城镇节约用水考核指标及具体措施，加强对供水、用水设施的管理，减少水的漏损量。
鼓励采用先进节水技术，降低水的消耗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用水单位有条件利用海水的，应当积极利用海水资源。
第十七条 凡利用水工程或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溪流、渠道、湖泊、水库取水或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除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申请或免予申请取水许可证的以外，均应当执行取水许可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向取水口所在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第十八条 下列取水，经取水口所在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水许可预申请、取水许可申请和发放取水许可证：
（一）跨县（市）、区行政区域取水的；
（二）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水利工程取水的；
（三）自来水日取地表水量二万立方米以上五万立方米以下和其他日取地表水量一万立方米以上二万立方米以下的；
（四）日取地下水量一千立方米以上五千立方米以下的。
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市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管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取水许可证持有人的取水量进行调整、核减或限制：
（一）因自然原因，水源不能满足正常供水的；
（二）公共事业和社会总需水量增加而又无法另得水源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或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加剧的；
（四）产品、产量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使取水量发生变化的；
（五）出现其他特殊情况的。
调整、核减或限制取水，除特殊情况无法提前通知外，应当提前通知取水许可证持有人。
第二十条 持有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编制年度用水计划，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取用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的，应当将年度用水计划同时抄报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供水单位及其计划用水单位，应当编制年度供水、用水计划，报城市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
取水、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安装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量设施。
第二十一条 持有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除国家规定免缴外，均应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水资源费。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
水资源费、水费的收取、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用水单位未经批准超计划用水的，实行超额加价收取水资源费、水费的办法：
（一）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含百分之二十）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二倍收费；
（二）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含百分之三十）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三倍收费；
（三）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含百分之四十）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四倍收费；
（四）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五倍收费。
第二十三条 地区之间发生用水纠纷，应当协商处理；协商处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用水纠纷时，有权采取临时处置措施，当事人必须执行。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然植被，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从事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时，不得污染和破坏水资源，不得损坏各种水工程和供水、取水设施。造成水资源污染或破坏的，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限期恢复；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开发和利用地下水，必须维持开采与回灌补给平衡，防止地面沉降，防止水源枯竭和海水入侵，回灌水质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防止水质恶化。
地面沉降地区应根据地下水、地面沉降观测资料，确定年度开采总量和回灌总量，严格限制开凿新井。
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按规定开采与回灌；加强对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的监测，掌握变化趋势，建立技术档案，协助和配合地质环境监测部门的监测工作，并对地下水和地面沉降监测点进行保护，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城市管理部门的指导。
第二十七条 对水资源有影响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水环境影响评价；需设置水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第二十八条 对重要的河流、水域实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浓度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
在水库、渠道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必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九条 在依法划定的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和设置新的污染源，原有的排污口和污染源必须限期治理或迁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执行水量分配、调度决定的，由各级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机构责令其按水量分配、调度决定执行；对他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取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停止取水，对已取用水量按超计划用水量收取水资源费、水费。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依法注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超计划取水的；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装置计量设施的；
（三）拒绝接受用水计量检查，拒绝提供取水量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提供假资料的；
（四）拒不执行取水量核减或限制决定的；
（五）将依照取水许可证取得的水，非法转售的。
未在规定期限内装置计量设施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并可按该取水工程的设计取水能力或设备铭牌取水能力收取水资源费、水费。
拒绝接受用水计量检查的，除按第一款规定处罚外，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水资源费、水费应当按规定期限和标准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每超过一个月，加收百分之五的滞纳金；经催交仍不缴纳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供水单位可以作出责令限期缴纳的决定，并有权限制取水或供水，直至停止取水和供水；对拒不执行限期缴纳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污染水资源，对他人生产、生活造成危害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处罚；造成水量损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向责任单位收取水量损失补偿费。
第三十五条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取土等活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或恢复原貌，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拒绝、阻碍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辱骂殴打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关于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据的标准如何，迄今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十条规定的“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也仅仅是规定了赔偿权利人住所地在国内不同地方时，赔偿金的计算问题，但这并不包括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形，因此，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适用此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不如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却也高于诸如朝鲜、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日益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国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有必要规范和解决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一、概念的厘定
（一）境外人
所谓境外人（本文所指仅为自然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1）外国人；（2）华侨，包括居住在境外持有中国护照无国内身份证明者；（3）港、澳、台居民。
（二）人身损害赔偿
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存在三种理论争议，分别是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目前我国司法界适用二元论，在传统民法中，人身损害所导致的损害一直被确定为两类——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物质损害是指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护理费等；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采用二元论乃是基于损害类型和法律对赔偿制度的设计，众所周知，当人身受到伤害后，所产生的损失范围不外乎是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分类法是当代哲学的公认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经验总结。人身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乃是为了恢复固有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的恢复、受害人因伤害而丧失的可预期的劳动收益、家庭生活职能实现的保障、精神创伤的抚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物质损害的赔偿，第十八条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予以了明确规定，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种类大致包括：（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必要交通费等；（2）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支出，如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3）精神损失抚慰金。
二、观点的梳理
针对境外人在我国境内因侵权行为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目前国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
所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即按照我国的标准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但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调整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而是规范境内人在我国境内遭受人身损害时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如果对境外人的赔偿标准一律按照我国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这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法制度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价值相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境外人而言，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我国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那么赔偿金额将远远低于其生活地的标准，由此可能影响受害人正常的生活，无法保障受害人的生存权。而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国，有必要创造条件实现条约中的生存权。对于这种赔偿标准，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试行）》中第24条规定：“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损害赔偿，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其交通费按实际的必须费用计算。”这样的表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观点。
（二）按照死者本国标准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即对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加害人都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全部赔偿，这体现了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从而保障受害人能够恢复到伤害以前的状态，以恢复其财产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有学者认为为全面、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应以受害人或其他权利人本国为计算基准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因此，对于赔偿权利人如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居民，其所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我国的情形，应当按照死者的本国赔偿标准赔偿。这不仅充分考虑死者的实际收入及死者家属所获取赔偿金的实际购买力，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务实原则。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恰恰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这种标准下的赔偿金，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境外人，其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额度将大大高于境内人，但是由于我国的赔偿义务人负担能力有限，出于其经济能力的考虑，也可能出现境外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实际保护的情形，致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且这易导致“同命不同价”结果，让国人从心底感觉外国人的命比国人更值钱，这与我国的公共利益不相符，理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畴。当然这种观点多为理论性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按照此标准裁判的法院和法官不多。
（三）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
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了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带来的因赔偿数额巨大致侵权人负担过重的情形，又冲破了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数额过低以致影响受害人生活的尴尬。对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中，侵权行为地法院是具备管辖权的，加之死亡赔偿金所具有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因此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法院受诉地的标准来界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被抚养人的生活支出受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限制，按照被扶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能保证被扶养人在抚养地的各种生活支出，从而能够较好地维持被扶养人的生活，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同一地域标准，不宜确立两种地域标准。在司法实务中这种赔偿标准亦会被采用。
（四）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应参照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
这也是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既可以避免因赔偿数额过低致使受害人无法正常生活，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国家的境外人与境内人之间因人身损害而获得的赔偿数额的差距，依据综合考虑优先保护受害人和均衡保护责任人的原则，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可参照国内城镇最高标准来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和法官即是采用此种观点。
三、结论的思考
综合全面分析，针对上述四种赔偿标准，第一种观点有违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对于受害人来讲，按照第一种受诉地法院的赔偿标准来赔偿无法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种观点虽完全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却使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过大，有违实质公平，因此对加害人而言，按照第二种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会与加害人的经济偿付能力相距甚远。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第三种和第四种标准，因为这两种标准能够很好的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现实中，司法实务界对涉外当事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有的采用法院受诉地的标准裁判，有的采用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的标准赔偿，有的则采用国内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在今天这个裁判文书上网、信息传播加速的时代，“同案同判”具有异常急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面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消除“同案不同判”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建构“同案同判”大格局。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理论上加强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沟通交流，对境外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理论进行梳理，达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另一是在司法实务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规范性文件。
（一）达成理论共识
通过加强学理研究，达成理论上的共识和思想上的一致是做好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认定标准统一化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解和适用上，各地法院采取的认定标准和做法不一，主要还是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很好驾驭和把握。笔者以为应当大力加强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因为真理只有越辩越明，讨论才能清晰。开展理论研究和司法调研工作是出台后续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及开展案例指导制度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须首先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调研，通过理论探讨逐步让争辩明朗化，认识趋同化。鉴于法院研究力量薄弱，审判任务繁重无暇顾及，而理论界又缺乏研究素材和数据资料，因而可采用政法院校与法院等实务机关成立联合课题组的形式进行联合攻关的办法，通过对一线司法数据的采集和裁判案例的解读不断深化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以逐步统一认识，解决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混乱的司法顽疾。
（二）建立案例制度
所谓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建立指导性案件的方式来为以后类似或者相同案件提供裁判参照物，这种制度有利于推进法律统一适用，调和法律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社会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司法权威，改革司法结构。由于成文法具有滞后性，而“社会正义如果不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因此，要实现正义，法律必须变动不居。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很好地弥补法律这个天生的缺陷，是对法律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交织的法律回应。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法官曾经说过：“如果每个昔日的案件都可以重新开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以至无法承受”，裁判体现了法官的经验和理性，因此对于法律适用准确、量刑适当、适用程序正当的案例要注意积累，在将来司法审判中遇到与先前案情相似或相近的案件时，可以在整合先前案例中法官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对其优先适用，提高司法效率。同案同判是一种促进法制统一的具体形式，案例指导制度在同案的基础上保证了同判。法治权威的提高来自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义务感，同案同判能够增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认同感产生归属感，增强义务感，促使法律成为民众的内部道德需求，实现法律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权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得到了增强。
（三）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仅限定为广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律范畴，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出台规范性文件能够为法院定纷止争提供确切的依据，法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方可“触不直者去之”。现实中，由于法官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各个法院、各个审判庭、各个法官对同一案件因能力和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裁判，这种现场加剧了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 的理念不仅深深地根植于裁判者心中，更扎根在百姓的心中，我国适用的是统一成文法的国家，对同一事实只能有同一的法律处理结果。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裁判的准绳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保障裁判者在裁判的过程中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调整下，在对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理解下，做到“同案同判”。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