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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zhangyaowei197@sohu.com）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直是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界和学界仍然存在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界逐渐形成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使之与单纯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致的观点。但是就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根据上是否已经可以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予以廓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两个条文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字面意思，很明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但何为“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学说上仍然存在争议。就精神损害，外国和台湾地区民法谓之“非财产上损害”，从立法例的体系上解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并不涵盖精神损害。
但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垢病。多数学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预防诉讼的过分拖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在程序上稍别于单纯的民事诉讼，但其本质功能仍然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纠纷，因此其与单纯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区别的根据和必要。此外，不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纯的民事诉讼，均属于程序法，其着重点在于规定诉讼的程序，而非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实体法的任务，并非作为程序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解决的。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依照民事实体法而非按照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上述关于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观点，只是学界的观点，并无法律上的实在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完全局限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１〕７号）实施后，有人根据该解释第十二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提出了法释〔２００１〕７号实际上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但是，随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不但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可能性，而且同时规定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彻底粉碎了认为法释〔２００１〕７号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后，有人根据第三十六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又提出了该解释实际上废除了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和法释〔2002〕17号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其出发点和愿望当然是良好的，但是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正如法释〔２００１〕７号不能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法释[2003]20号仍然不能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和法释〔2002〕17号。虽然这样解释并符合上面所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本意所在，但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修改之前，超越法律文义可能涵盖的范围之外去解释法律，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良好，其结果都将是违反国家现象法律的，因此也不会得到也不应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否则法制的统一将成为一句空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在本质上没有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苛求最高人民法院超越法律行使司法解释权，如果那样将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在实际上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现实法律的无奈。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随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去完成，而不能由最高人民法院越俎代庖的去进行司法解释。




美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周成泓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先民多是为了逃脱暴政的压制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故而他们十分强调自由和自治，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即体现了这一精神[1]。美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以美国宪法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与理念为基础的，它赋予并保障了了美国人民接近司法的权利，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诉讼费用制度自然也较为强调诉讼费用的诉权保障功能。
与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费用的构成不同，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包括审理费用（costs）[2]和律师费(fees)，以下分别对其进行阐述。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及各州的法律均不相同，本文的论述以联邦法律为主，兼及一些州法。
一、审理费用的范围、征收标准及其负担
（一）审理费用的范围
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第54条第4款之规定，当事人在联邦法院进行诉讼应交纳的审理费用包括以下几种：（1）起诉时应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此项费用在性质上与我国的案件受理费相同，具有国家规费的性质。（2）因庭外录取证言和庭审速记而支付给法院记录员的费用。此项费用与我国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相似。（3）出庭证人的费用。由于美国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情况下，证人由当事人自行传唤，相应地，证人出庭作证所发生的费用也由传唤该证人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偿付；当法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传唤证人时，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可以作为审理费用的一部分，按照诉讼费用分担的原则确定由某一当事人或当事人共同负担。（4）胜诉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支付的诸如文件费、复印费等小额费用也可以作为审理费用而获得补偿。（5）执行官、法庭任命的专家和翻译人员的费用也应记入审理费用之列。
在美国，律师费一般不能纳入诉讼费用，而是由双方当事人分别负担，这被称为“美国规则”。当然，该规则也存在例外，根据《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的规定，当实体法确定这种费用的补偿构成损害赔偿金额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提出律师费用的请求，即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费可以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符合这些条件的案件大多是一些涉及民权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案件。
另外，根据《规则》第54条第4款第1项的规定，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提起诉讼的费用，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由对方当事人负担。美国确立这一制度，是出于给官民关系中的公民个人提供特殊保护，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生纠纷时，鼓励公民个人起诉，以实现司法权制约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扩张之目的[3]。
（二）审理费用的征收标准
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审理费用也是根据费用的不同种类而采取不同的征收标准的。具体如下：
1.案件受理费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审理案件的成本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此外，为体现司法低廉原则，联邦法院不是按照案件的争议金额或者诉讼标的征收案件受理费，而是按案件件数收取固定的费用。1999年联邦地区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5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00美元，联邦最高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则为300美元[4]。之所以上诉审采取较低的收费，而联邦最高法院收取的受理费较高，是因为在美国，二审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相反为了给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鼓励当事人上诉，而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不是当事人普遍享有的权利，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一般限制当事人向最高法院上诉。
2.向法院书记员给付的费用和部分当事人费用
向法院书记员给付的费用和部分当事人费用，一般情况下按实际支出数额予以征收，但以合理需要为限。至于何为合理需要，由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决定，对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异议，然后由法院书记员以非正式听审的方式加以决定。
3.证人出庭费用
当事人支付给证人的出庭费用的数额，由法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b）（2）项规定，指定的专家证人有权在法庭允许的数额内获得补偿。在刑事案件和根据宪法第5修正案包含此类补偿的民事诉讼中，补偿金在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在其他的民事案件中，补偿金将由当事人根据法庭确定的比例和时间支付，法院按照与确定其他费用的方式相似的方式做出具体决定。
（三）审理费用的负担
由于在理论上，审理费用通常被认为是败诉的固有后果，是对不当增加审理费用及不当延长诉讼的抑制策略，故《规则》第54条第4款第（1）项规定，除美国制定法或该规则明文规定以外，只要法院不做出别的命令，律师费以外的费用当然补偿给胜诉方当事人。但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方当事人虽然败诉，但败诉方并不一定承担诉讼费用：（1）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提起诉讼的费用，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由对方承担；（2）宪法第5修正案所涉及的民事案件中，证人和专家证人的出庭费用从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其中，第一种情况下的费用应在接到通知的1日以后由书记官评定；对评定的费用，如果当事人在5日以内提出申请，法院应对书记员的处分行为进行审理。
共同诉讼人败诉、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时审理费用如何负担，对此《规则》没有做出规定。不过按照一般法理，此时的审理费用负担应当按照双方的实体责任按照比例进行分担，但是因某一当事人自身的过错而引发的费用，应当由该当事人自己承担。另外，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发生诉讼时分摊律师费用的条款。据此，当事人可以订立合同约定，在就合同发生纠纷时，胜诉人可以追索可能判决的损害赔偿以及律师费。
二、律师费用
（一）美国规则
按照《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之规定，律师费用一般不计入诉讼费用，不能从对方处得到补偿，而是由当事人分别承担各自的律师费，这种律师费的负担方式被人们称为“美国规则”。美国法律将律师费作为诉讼的附属事项而与诉讼标的区分开来，除非法律或者规则另有规定，它是不能得到补偿的。关于“美国规则”的确立理由，有学者认为，诉讼是十分不确定的，当事人不应仅仅因为起诉或进行辩护而受到惩罚，如果律师费实行败诉者负担原则的话，穷人就会因为害怕一旦败诉的话就要承担对方的律师费而不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此外，时间、花费以及证明何为合理的律师费也会给司法当局带来沉重的负担。在上述两个理由中，前者是主要的理由。在大多数人身损害案件中，原告无力负担己方的律师费，而是依靠风险酬金才使诉讼得以进行。许多原告也会仅仅害怕负担高昂的律师费而不敢起诉，即使这种风险较小[5]。除此以外，另有学者认为，对抗制、陪审团审判以及挑选法官的程序使得美国的诉讼较之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来说，更为昂贵和难以预料，也是致使美国采取该规则的重要原因[6]。
（二）美国规则的例外
1.法定的例外
有180多部联邦制定法和4000多部州制定法规定可以对律师费进行补偿。大多数这类法律的理论根据是，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能够激励当事人起诉从而更好地执行法律。但是不同立法的具体规定是不同的，其理论基础也不相同。
2.恶意诉讼的例外
在恶意诉讼中，法庭可以对律师费的偿付做出裁定，这种偿付是对不当诉讼行为的惩罚。上述裁定也可以对律师做出，其典型案例是Railway Express Inc.v.Piper一案[7]。在该案中，律师未经其当事人同意就提起一桩集团诉讼，并且没有对对方当事人的书面质问书进行答复，就代其当事人做出书面笔录，提出案件摘要书，并且无视法院的各种命令，等等。
3.藐视法庭的例外
对故意违反法庭命令的当事人，法庭可以确定由该当事人负担律师费。不过，做出这种裁定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当事人并没有要求得到律师费补偿的权利。
4.合同的例外
法院可以对合同中的律师费条款进行强制执行，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以及华盛顿州的法律就规定，任何合同，只要规定律师费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就其所支付的律师费予以补偿[8]。
5.家庭法的例外
通常法院会在离婚案件中做出律师费的裁定，配偶一方可以将律师费视为各自所得财产或者是抚养孩子以及支持不能独立生活的另一方之费用的一部分而予以支付。一些州还就家庭案件中的律师费裁定的程序做了规定，例如，伊利诺伊州的法律指示法庭，当认定配偶一方有足够的财力支付律师费而另一方支付不起律师费时，法庭可以做出中间律师费裁定，以使起诉方能够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
6.附属诉讼的例外
当被告错误地使原告卷入附属诉讼时，原告可以被告要求偿付其为进行该诉讼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律师费），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恶意告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附属诉讼”属于用词不当，因为任何附属的法律费用均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补偿的途径也不只是诉讼一途，还包括协商等[9]。
7.私人首席律师（the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的例外
在Alyeska一案中，法官拒绝适用司法创制的私人诉讼促进公共政策的例外规则，但是该案的裁决对由州法调整的诉讼请求（state claims）不予适用。好几个州基于私人首席律师理论规定了律师费补偿制度，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州宪法上的请求，不过，也有不少州明确表示拒绝这样做[10]。
8.共同基金（the common fund）例外
当某个案件创设了一个其他人也可享有的共同基金，原告及其律师有权得到律师费补偿。反托拉斯法授权原告有得到律师费补偿的权利，防止消费者欺诈法大抵也是这样规定的，不过其理论基础不是律师费裁决理论。在这些共同基金案件中，律师费从当事人应付给集团的诉讼请求金额中进行扣除。律师费由集团而非当事人支付，集团律师可以从共同基金中支付律师费，即使该项请求并非由关于律师费裁决的法律所规定。
（三）律师费的单向转移
律师费的单向转移是指，仅仅胜诉的原告有权获得律师费补偿，而胜诉的被告方没有这个权利。这方面的联邦法上的例子有反托拉斯法和公平劳动条件法等。而一些州法规定所有胜诉的原告均有权得到律师费补偿，但是仅仅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胜诉方被告才有权获得律师费补偿，其典型例子是德克萨斯州的防止欺骗交易法，该法规定，当诉讼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没有理由，或者出于恶意而提起，则被告有权就律师费获得补偿。此外，一些州法表面看起来是中立的，但却朝着有利于原告的方向进行解释。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有关人权方面的法律，比如，防止雇佣歧视法规定，法院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权做出对胜诉方当事人予以合理的律师费补偿的裁决。
为何当法律对胜诉的各方持公允态度，而法院的裁决会如此地不相同呢？对此，法院的回答是，胜诉原告维护的是联邦政策，败诉被告是被判决的犯错者；但是胜诉被告保护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败诉原告并未做错什么，法院担心赋予胜诉被告以律师费补偿权会抑制原告提起无懈可击以外的其他诉讼。
律师费单向转移制度集中体现了美国鼓励诉讼的政策。如果原告必须支付己方的律师费，他们就能负担得起那些虽然有价值但却并不经济的诉讼。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所有的赔偿，而不是只获得除去了律师费之后的赔偿，此外，如果情况变糟，他们也不必过于担心责任问题。
（四）胜诉酬金
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关于律师报酬的协议，按照这种协议，律师在准备和出庭陈述方面投入必要的时间，律师的报酬为当事人将来可能取得的款项的一部分。在美国，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一般都使用这种协议[11]。过去的普通法认为胜诉报酬协议是无效的，其理由是它是支持诉讼之人与请求权利人之间分享诉讼成果的一笔交易，不当地促进了他人的诉讼，并且这种协议还是经济性的发动、支持他人在法庭上或在别的场合进行争吵——而这些行为均被过去的普通法认为是犯罪。
在当今美国，胜诉酬金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院也可能宣告此类协议无效，比如离婚案件，其理由是胜诉酬金协议会不恰当地推动离婚。在City of Burlington v. Dague 一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或然增加的补偿额。最高法院裁定道：或然增加的补偿额与胜诉方当事人的要求不相符合，因为这不过是当事人就其败诉支付律师费的一种掩盖方式；最高法院还驳斥了认为或然增加的补偿额实际上是对律师诉讼风险的一种补偿的观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