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包拯法律思想述评之一
作者：敬元沭 2004年07月23日
绝对君主集权的封建司法制度至有宋一代已臻于完备，然具讽刺意味的是，千年的封建帝国到这时已是积贫积弱，盛况难再。生于其时的包拯负命于纷乱危艰之世，在司法实践中哀矜庶戮之不辜，拯冤民于缧绁；愤诉恶贵之恣行，申中正于皇天，其迹昭然。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观包拯诸多奏议，我们深感包拯对传统的‘中正慎罚”观念的尊奉和发展，甚而可以说，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是包拯法律思想最显明的特征。以下就对此试加评述。
一
“中正慎罚”观念的提出始自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吕刑》的制定者认为，判断刑罚的祥、虐，完全视其在司法实践中“中正”与否，“中正”则祥，偏颇则虐；“慎刑”、“慎罚”，刑当其罪、罚当其幸是“祥刑”的关键。“中正慎罚”观念的影响及于后来中华法系的形成，为儒家“为国以礼”的封建统治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
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的包拯久受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深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请罢天下科率》) ① 的道理。他从绝对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立场出发，企望通过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来调和并消弭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以消除导致社会纷乱的不安定因素。为此，包拯根据时代的特点和现实的需求，对传统的“中正慎罚”观念作了较多的阐发，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使这一理论得以丰富的发展。
慎行法令、法存划一的立法观，是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第一体现。 如众所知，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君权至上，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这种状况在绝对君主集权已发展到完备形态的宋代更是趋于极端，“敕律并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现象便是这时代的产儿。在立法上，宋初虽然因袭唐五代的律、令、格、式，却已开始以敕作为随时损益的手段。自宋太祖时窦仪等人编《建隆新编敕》与《宋刑统》并行天下，其后编敕不断增多，敕逐渐取得律的地位。编敕的盛行固然有助于强化君主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口衔天定”、“言出法随”的主观随意使各级司法官吏援引不及，无所适从，使百姓不明法禁所在，动辄获罪。这种状况在仁宗时期已很严重，作为亲历司法实践的包拯目睹许多案件处置不当常常怀有深憾，痛心不已。他深知执法要合乎“中正”就必须首先从立法着手，只有颁布的法令合乎“中正”，顺乎情理，执法的“中正”才成为可能。为此，他屡次上书，祈请仁宗慎行法令，救补时弊。
首先，包拯认为法令是固国之本，颁行法律务必要慎重。庆历七年，旱魔肆虐，山泽之间而多有乱起。时包氏自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沿途所见，令其骇然，他深感亢旱之灾不足惧，足惧者乃“人知法令之不足信”(《上殿札子》)。在他看来，“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同上)。只有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则祸乱易平，天下易治，如其所云：“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同上)。相反，如果立法轻率，法令无常，致使官无法纪，民无规矩，就会造成“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论内降》)，猾民得以作恶，无以震慑。如此，则污吏难绝，盗贼难平，天下难治。为此，他屡次陈情要求殿上“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论诏令数易改》)。言语中隐露出他对于“以敕代律”的不满，表达出他要求通过“两制集议”的程序慎重立法的政治主张。
其次，包拯主张国家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切忌随意废止追改。封建帝王“以敕代律”，随其主观意志的朝令夕改难以避免，这就给执法者带来困惑，使众百姓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在嘉（礻右）年间，随着仁宗的年迈昏庸而日趋严重。包拯时任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他目睹此况，据理力谏；“臣窃见朝廷凡降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张，故外议纷纭，深恐于体不便……缘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天下，未逾月而辄更；请奏方行，又随时而退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论诏令易改》)他认为只有“法存画一，国有常格”方能取信于民，行道天下。这种对君主露骨的非议，显现出包拯已经认识到造成当时法令紊乱的根源是君主的“诏令易改”，表露出他期求以“律”(不是以“敕!”)治天下的政治意愿。
由此可见，包拯坚决反对有违“中正”原则的“以敕代律”和“诏令易改”，期图通过慎行法令和“法存画一”来维护法律的公正，从而实现其“中正”立法的政治理想。这种立法观的提出，在“敕律并行”、律令混乱的宋仁宗时代，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二
务德慎刑，明正赏罚的礼治观，是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第二体现。
以德化民，以刑惩恶是历来统治者维系天下的两手，以德作为政治思想的中轴原乃周公旦的发明，然后来的法家却力主轻罪重罚，所幸几个暴君的淫威横施在统治实践中均遭败绩，这就促使孔子为政以德、先德后刑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的统治理论。从此，外儒内法、德主刑铺的礼治思想浸透历代士大夫的心田。包拯务德慎刑思想的形成显然因于此。但是，我们又不能视包拯的礼治观是对传统的儒家“慎罚”观念的简单承袭，因为在中国这个重传统、尊圣贤的国度里，借圣言以抒己见、借复古以求创新已是司空见惯，便何况包拯是位直面现实、奉行儒家人世哲学的实践家，空发旧论恐非其个性。对此，我们只要对宋初的刑罚略加考察便不难发见。如众所知，宋代统治者为强化集权、镇压反抗计，进一步强化了司法镇压的措施，具体表现为仁宗嘉（礻右）年间实施的重法地法（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处罚）以及肉刑的复活与附加刑的施行，如仁宗年间“凌迟”刑的恢复，腰斩、钉、剐、磔、枭首和断腕等法外刑的普遍使用，毕现出宋代刑罚的极端残酷。包拯于此深感忧虑，多次廷谏要求以德化民，慎用刑罚，他指出：“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见刑法……王者亦当上体天道，下为民亟，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昔暴世法网凝密，动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致溃乱。《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臣愿圣明鉴于此言而无忽焉。”（《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他极为痛恨那些“刻薄好进之吏”滥用重刑使得民怨累积，终致乱生，主张通过道德的教化使百姓明礼义，知廉耻，从而达到扶正世风，减少盗贼的目地。即使是对于已经犯罪的人，他亦主张只要“情非重犯，咸许自新，后或不悛，必置于法，庶使悔过之人免负终身之累。”（同上，第二章）这种务德慎刑的礼治观显然包含着对宋代刑罚威胁主义的严厉批判，只是囿于君臣之道而隐曲道出罢了。
赏罚不滥、中正执法是包拯基本的执法观，亦是他力行实践的重要方面。本来，《吕刑》提及的“中”或“中正”就本作“公正”和“适度”解，包拯对此意作了偏重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发挥。首先，他主张赏罚要适度，做到不过不滥，他指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过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上殿札子》）。在这里，他强调一个“当”字，这是针对当时朝廷经常滥赏重罚、赏罚不当而言的。嘉（礻右）三年，他鉴于当时宫中内侍过多、优崇过份的状况，特上疏请求裁抑。疏云：“臣伏（者见）先朝实录，窃见真宗皇帝因对辅臣言及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蟊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与，不使过分，有过未矜贷，此辈常以畏惧。’……臣窃见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断，有罪必罚，此辈或不敢为大过。”（《论内臣事》）在他看来，对有功者的赐赏如过分，就会减低激奋之功；对获罪者的罚惩若过滥，亦会失去警诫之效。赏德罚罪只有持中适度，方可使群臣百姓“立功乐于自奋”，惧法而不敢逾矩。而这持中适度的把握，便是执法者的“治道”所在。其次，包拯特别强调中正执法，尤其主张对贵族、官吏违法犯禁严惩不贷。虽然要求执法中正的始作俑者并非包拯，但他对此的高扬却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当时，“刑不上大夫”观念的普遍存在和许多官吏的相互庇荫，造成的是封建政治的极端腐败和官民在法律上极度的不平等。对草芥平民的动辄问罪，滥施酷刑使得冤狱遍于国，冤民号于野，而那些“贪猥之徒”却“巧图财利，冒犯禁宪”（《请重断张可久》），逼民沦为“盗贼”，严重地危及了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包拯强烈主张要用法律手段去抑制宦官贵戚的特权，严惩贪官污吏：“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乞不用赃吏》），他还视此为治国的根本：“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蟊，则俗阜而财丰，若蟊原不除，治道从何而兴哉！”（《请置鹿皮道者》）实践中他不惧权贵，执法如山，即使是仁宗出面执意庇护的张尧佐，他亦再三弹劾，终将罢官，表现出他道不从君的凌然气节。由此见，包拯力主中正执法，包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要求力矫政治的黑暗、力除官场的腐败、力整吏官的混乱、力伸封建正义，以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强壮国力，抵御外侮，挽回当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颓势，实现建立在封建人伦秩序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恢复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那种昂扬勃郁的社会气象。
三
对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我们还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以正确认识包拯这一思想的主观导向与客观社会导向的错位现象。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拯高扬的“中正”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深深地打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中正”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亦无法真正实现一样，法律不可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需要对包拯的“中正’观念作具体的分析。《吕刑》所提出的“中正”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西周时代决难实现自不待言，包拯所高扬的“中正”亦浸透着儒家传统的“礼治”精神，孔子提出“为国以礼”其实质是把“礼”作为维护上下等级秩序的工具和实行封建剥削的保证，孔子把“中”作为实践“礼”的行动准则，他所说的“允执其中”○3其实就是要寻找矛盾对立双方的连结点，但又侧重于保存旧有的秩序。这就说明儒家传统的“礼治”其实质就是要推护金字塔式的封进人伦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如果说“立君为民说”在先秦儒家学说中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到封建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的宋代，“君养民说”则已成为不可非议的信条， 君为民之父母便是这种信条的温情的表现。于是，诸如“养民如子”、“民之父母”遂成为口头弹，殊不知如此温情脉脉的“歌德”其实是封建奴性、封建压迫最集中的体现。包拯生于其时，自然也免不了时代的偏见，他一方面认为“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言陕西盐法》)，另—方面又说“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古之圣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以万务之无极也，一统于上，岂可以思虑尽之邪！”({论取士})士大夫尚且为“重畜”，普通百姓的地位又何待言之！很显然，包拯主张恤民、安民，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社稷的延续，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秩序，其高扬的“中正”也就充其量不过是封建法律的“中正”，其中固然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闪烁着民本的光辉，但对君主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作用。包拯的“中正”观念乃是奉献给君主的—付清醒剂。如果君主能明乎此，只会增强他们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如此有限的“中正”堂而皇之地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压迫合理化、法律化，其阶级本质在此表露无遗。既然无“中正”之法，又何有执法之“中”?这就不难理解显现在包拯身上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不畏权贵，力主官民同罪；—方面又创设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连行刑的方式亦毕现出官民的不平等，封建等级的森严，中正执法又何从谈起?
其次，包拯所主张的“慎罚”亦有着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他力主对“犯上作乱”者严惩不贷。虽然如前所述包拯时时呼吁统治者要简刑慎罚，“宽民利国”(《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但每当遇到谋反叛逆之举或山泽间“盗贼”之乱，他就顿改温情的面目而主张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庆历四年，保州城内兵士杀害官吏，举兵叛乱，后经朝廷招降，叛首韦贵开城受降，事平后，朝廷宣命韦贵充岳州监税，包拯对此愤愤不平，屡次奏章乞请重断，其云，“韦贵当兵士构叛之时，不能死节，为其戎首，同恶相济，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诏谕，方且开门纳款，今若酬其后效，特贷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致之刑辟，允为得宜”(《乞断韦贵》)。且不论保州事变的因缘，但就包拯对叛逆之臣的深恶痛绝，欲流欲杀便可足见其对君主、社稷的耿耿忠诚，简刑慎罚的一贯主张在这里不见了。再如庆历年间，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等地旱潦相继，灾害频仍，民食艰阻，“盗贼”蜂起，各州县擒捕不力，包拯甚为忧虑。为了更有效地平定“盗贼”，他主张对待“盗贼”必须“速行处置”，“应有盗贼，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少涉弛慢，并乞重行朝典”(《请速除京东盗贼》)在这里，为民请命变成了为民请杀，为什么他对许多实为饥民的“盗贼”如此痛恨呢?原来他认为：“况今国用窘急，民心危惧，凡盗贼若不即时诛灭，万一无赖之辈相应而起，胡可止焉！”(同上)他“切恐结集转多，为患不细”(《请差京东安抚》)。在这里，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危，而不是饥民的哀啼；注重的是君主的大柄，而不是遍野的饿殍。虽然他也有陈州粜粮的义举，但那只是对顺民的哀悯和施舍，以防止饥民造反为目的，一旦顺民变成了逆民而“犯上作乱”，．那就“不可不速行处置也”(《请速除京东盗贼》)其根本立场是毫不含糊的，绝无半点简刑慎罚的温情，“慎罚”的局限性于此显见。这足以说明包拯是统治者的“重畜”，是地主阶级的贤臣，至多不过是属恪封建礼教的民之“父母”，而决不是民之领袖。如清代何良俊评价海瑞所说“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4
笔者无意于以抽象的思辩来否定包拯“中正慎罚”的进步意义，因为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包拯的主观导向和客观社会导向之间的错位现象。尽管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主观导向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如马克思所说：“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5，但在客观上，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农民，面对的是沉重的科率差役，残酷的刑罚制度，横行的地主恶霸，枉法的官府衙门，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主张“中正慎罚”的包拯毕竟给近乎绝望的农民以些微的希望和蔚藉，他们期望统治者能稍微“公正宽容”些，从而不致于使他们落入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境地，因此包拯才有了后来的高大形象。同时，包拯主张“中正慎罚”并提醒统治者须“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书端州郡齐壁》)，告诫统治者不可暴力过头，刻剥无限，以免水激舟覆，客观上起到了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对农民的压迫，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的作用。无疑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客观社会导向在封建时代具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也必须指出民众对包拯“中正慎罚”的期望和将包拯异化为偶像的顶礼膜拜恰恰是其在封建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之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反映，是民众屈从封建秩序的—种特殊表现形式．这正好说明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民众时时翘首盼望象包拯一样的清官的降临，而老大沉重的封建社会却依然如故，“吃人”愈甚，虽有正朔的屡屡改易，却并不能改变民众遭受深重的封建压迫的悲惨命运。
总之，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包拯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方能避免因时代变迁形成的偏见?过份拔高或过多贬抑，使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一恰当地位。
[注]
①包拯语均据《包拯集编年校补》，黄山书社1989年版，文中仅出篇名
②《荀子.臣道》
③孔子《论语.尧曰》
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5
（本文原载《学术界》1991年第3期）
泰安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46号
《泰安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泰安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根据《信访条例》、《山东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复查，是指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原办理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查，由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作出复查意见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复核，是指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由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作出复核意见的活动。
第三条 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复查复核机关，其负责复查、复核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复查复核机构）具体办理复查、复核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具体承办复查、复核申请和申诉的受理工作；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资料以及举行听证会；
（三）审查原处理、复查意见和下一级复查机关不予受理决定是否合法与适当，拟订复查、复核意见和对申请人申诉的决定或告知；
（四）按照职责权限，督促复查申请的受理和复查、复核意见的履行；
（五）办理复查、复核事项统计和备案审查事项；
（六）研究复查、复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政策或者改进工作的建议；
（七）对违反《信访条例》、《山东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和本办法的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建议；
（八）指导、监督和检查下级复查复核机构的工作；
（九）办理上级复查复核机关交办的复查、复核等相关事宜；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复查复核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配备、充实具有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的复查、复核专职工作人员，保证其工作能力与工作任务和形势发展相适应。市政府工作部门要指定有关科室或者明确专门人员负责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
第五条 复查复核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复查、复核活动，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宣传法制、教育疏导，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
信访复查复核事项的经办人员与信访人、信访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的，应当回避。
第二章 申 请
第六条 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原办理、复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查、复核申请。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连续计算。
第七条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复查、复核的信访人是申请人，原办理、复查机关是被申请人；与信访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复查、复核。
多人提出同一复查、复核申请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信访复查、复核。
第八条 申请复查、复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是不服处理、复查意见的信访人；
（二）有具体的复查、复核请求和事实依据；
（三）属于信访复查、复核的范围，并且无法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第九条 申请人采用书面方式申请复查、复核，应当在复查、复核申请书中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有效证件名称及号码、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等）和被申请人的名称；
（二）复查、复核请求；
（三）主要事实和理由；
（四）收到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书的日期；
（五）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六）申请的日期。
复查、复核申请书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或者传真等形式提出。有条件的复查复核机构可以接受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出的复查、复核申请。
申请人在提交复查、复核申请书时，同时应当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和复查意见书原件、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其他需由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第十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复查、复核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复查复核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事项，当场制作复查、复核申请笔录，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第十一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复查、复核申请：
（一）被申请人是人民政府的，应向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
（二）被申请人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也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提出；被申请人是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的，应向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
（三）被申请人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应向其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
第十二条 信访人对行政机关的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或者越级信访的，各级行政机关的信访工作机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复查、复核的机关提出。
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 受 理
第十三条 复查复核机关收到复查、复核申请，应当予以登记，并在3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并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同时向被申请人送达提出答复通知书和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副本；
（二）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但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权复查、复核的机关提出；
（三）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同时通知有关机关做好相关工作；
（四）复查、复核申请书缺少本办法第九条所列内容的，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最长不超过10日）内补正；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复查、复核期限。
第十四条 申请人对复查复核机关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诉，上一级行政机关应当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复查复核机关不予受理的理由不成立的，责令其限期受理；
（二）复查、复核申请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受理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对复查复核机关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作出的书面告知不服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四章 举证和调查
第十五条 被申请人对作出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依据等负有举证责任。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提出答复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复查复核机构办理复查、复核事项，应当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听取申请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并要求被申请人、第三人或者有关组织和人员说明情况；必要时可以到现场调查取证。
第十七条 复查、复核人员现场调查取证时，可以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现场调查取证时，复查、复核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复查、复核人员的工作，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十八条 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向复查复核机构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等。
第十九条 对重大、复杂、疑难的复查、复核事项，申请人要求听证或者复查复核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办理，有关组织和人员应当予以协助、配合。听证程序按照规定执行。
第五章 审理和决定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受理的业务性或专业性较强的复查、复核事项，可以指定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第二十一条 复查、复核意见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复查、复核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并经复查复核机构同意，可以撤回，复查、复核终止；申请人撤回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复查、复核意见作出前，被申请人主动撤销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申请人不同意的，不得撤销。
复查、复核意见作出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人或者其他组织达成和解的，复查、复核终止。
第二十二条 复查复核机构经过审查，提出处理意见，报复查复核机关批准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一）原处理、复查意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原处理、复查意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变更或者撤销：
1.主要事实不清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明显不当的。
（三）被申请人未依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处理、复查意见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 （四）申请人在复查、复核申请中提出的新信访事项，应当告知其向依法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提出。
第二十三条 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复核工作要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中进行流转。办理、复查机关未及时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内录入处理、复查意见的，有关复查复核机构应当通知其补录。在规定时限内没有补录的，视为没有作出处理、复查意见，有关复查复核机构应当责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机关重新处理。
第二十四条 复查复核机关作出复查、复核决定，应当制作复查、复核意见，并加盖复查、复核专用章。
第二十五条 责令被申请人或者有关行政机关对信访事项重新处理的，被申请人或者有关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处理意见内容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意见。
申请人对重新作出的处理、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查、复核。
第六章 送达和履行
第二十六条 复查复核机构应当自复查、复核意见作出之日起5日内将复查、复核意见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向当事人送达有关文书一般直接送达，当事人拒绝签收的，可以留置送达，采用直接送达或留置送达确有困难的，可以采用邮寄等法定方式送达。
第二十七条 复查复核机构对本机关已经生效的复查、复核意见，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请复查复核机关撤销原复查、复核意见，依法重新作出复查、复核意见。
第二十八条 被申请人（含有关义务组织，下同）应当履行复查复核机关作出的复查、复核意见。
责令被申请人对信访事项依法重新处理的，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复查、复核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理意见，并按期答复信访人。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政策对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信访复查、复核意见的，申请人可以向复查复核机构申诉；复查复核机构应当提请复查复核机关向被申请人发出《责令限期履行通知书》；被申请人应当按照《责令限期履行通知书》的要求履行信访复查、复核意见，并将履行情况在规定期限内报告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七章 备案和监督
第三十条 建立信访事项处理、复查备案制度。行政机关应当在作出处理、复查意见之日起30日内，将作出的处理、复查意见及有关证据、依据材料报送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应当对下级复查复核机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信访事项处理、复查不当行为的，应当责令其改正。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复查、复核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的；
（二）推诿、拖延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复查、复核事项的；
（三）处理、复查、复核意见被上级撤销后拒不改正的； （四）拒不执行复查、复核意见的；
（五）未按规定提交本级人民政府委托复查、复核事项初步处理意见的；
（六）未按规定报送应当备案的处理、复查意见的；
（七）在复查、复核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第三十三条 信访人对信访终结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或者越级信访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和批评教育；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复查复核机构办理复查、复核事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机关是指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关。政府直属单位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参照本办法对行政机关的规定从事复查、复核活动。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关于“3日”、“5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所称的“以内”，包括本数。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