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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定撤销权

　　（一）法定撤销权的定义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的两种具体的撤销权：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指在法定事由出现时享有撤销权的人撤销赠与的权利。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的区别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权利主体不同。任意撤销权的权利主体是赠与人，而法定撤销权的权利主体是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

　　第二，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不同。对于任意撤销权，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行使。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1）标的物已经交付或已经办理登记手续；（2）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而对于法定撤销权，不论赠与采用何种形式，无论标的物是否已经交付或转移登记，也不管是否经过公证以及赠与是否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撤销权人均可行使。因此，法定撤销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并无关联。

　　（二）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条件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系无偿转让财产，如出现与赠与人订立赠与合同时相悖的情形时，应当允许其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撤销赠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对法定撤销权作了详细规定，具体有如下三种情形：

　　第一，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当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依赖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感情基础存在的赠与合同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有些国家立法中，要求侵害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赠予人方可行使撤销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必须达到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则无法行使法定撤销权。我国《合同法》只要求受赠人的行为构成严重侵害即可。那么，侵害到何种程度才能称之为“严重侵害”呢？合同法并未进一步予以界定。笔者认为，由于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无偿合同，赠与人在受赠人无需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将财产赠与给受赠人。如果受赠人对赠与人恩将仇报，如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了刑事犯罪行为，以及严重损害其道德、名誉的民事侵权行为，都应当认定为严重侵害行为而当然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

　　第二，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该情形主要体现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是指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向受赠人作出赠与的同时，对赠与附加一定的条件，使受赠人负担一定的给付义务的合同。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如果受赠人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应当负担的义务，在法律上是一种违约行为，在道德上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丧失了赠与人对其信任，同时也损害了赠与人的利益。基于此，法律规定赠与人享有法定撤销权。

　　在合同法上，不履行合同包括完全不履行、部分不履行或部分履行及迟延履行。在受赠人完全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应当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能否行使法定撤销权？我国法律目前并无明文规定。

　　笔者认为，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如果实行一刀切，一律不准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对赠与人来说缺乏公平。因为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赠与义务，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造成权利义务不平等。相反，如果受赠人部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甚至仅发生轻微的违约行为丝毫未影响到赠与人的利益等，均视作受赠人未履行合同而允许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赠与合同实际上对赠与人就失去了约束力，受赠人却因履行了一定义务而未得到相对应的利益，一定程序上损害了受赠人的合法权利。笔者认为，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或者是部分履行约定义务时，应当准许赠与人可以行使部分撤销权，部分撤销的是与受赠人不履行义务部分相对应的那部分赠与。这样不但能维护赠与人的利益，保证赠与合同的稳定性，也能避免赠与人滥用法定撤销权。

　　第三，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扶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扶养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抚养、晚辈对长辈的赡养和平辈之间的相互扶养。我们这里所说的“扶养”应做广义理解。有学者认为，受赠人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可以约定，也可以法定。如果仅仅把此处的扶养义务限定为法定，势必会限制和剥夺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保护其权利。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法律已经规定了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撤销权，那么这里的扶养应仅指法定的扶养。不履行扶养义务可以行使撤销权的适用条件：一是存在不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二是受赠人具有扶养能力而不履行扶养义务。如果受赠人无扶养能力而未履行扶养义务，表明受赠人主观上没有不履行的故意，只是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在这种情况下，赠与人就不能行使法定撤销权。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赠与目的不能实现时，赠与人也应当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但我国现行法上就此未设明文规定，如：赠与的目的是为求助贫困学生上学，但受赠学生将此款挥霍浪费，应当允许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

　　二、现行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撤销权的不足之处

　　（一）应明文规定，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也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我国合同法未规定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也可行使法定撤销权。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规定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赠与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可行使法定撤销权。如德国民法第530条第2款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只有在受赠人故意和不法行为……妨碍撤回时，才享有撤回的权利。”

　　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使得赠与人不能正常行使撤销权。如果在受赠人恩将仇报的情况下，受赠人故意作出不当行为，使赠与人不能撤回对受赠人的赠与，而赠与人仍要按照赠与合同约定履行赠与义务，于理不通，违背人之常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享有撤销权后，可以达到同样的不向受赠人为赠与的目的。

　　（二）应当扩大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主体范围赠与人、赠与人的继承人与法定代理人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主体。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93条规定，似乎只有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导致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死亡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才可以撤销赠与。如果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死亡，并非系受赠人违法行为导致，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无法撤销赠与，如果履行赠与，将导致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赠与人生活质量大大降低或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下，应当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赠与权。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或继承人行使撤销权的区别是：在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法定代理人是基于代理权行使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后的利益归属于赠与人；在赠与人死亡后，由继承人行使撤销权，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基于继承权行使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后的利益归属于继承人自己。另外，在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与继承人不同的情况下，应由继承人作为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而继承是随着被继承人死亡后开始的，在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于赠与人并未死亡，继承尚未开始，这时应由赠与人的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

　　（三）应当新增赠与人发生穷困时的撤销权《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该条法律规定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即“穷困抗辩权”或称“拒绝赠与履行”。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合同成立后，对赠与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无论赠与人财产状况发生怎样变化，赠与人都应当按约履行赠与义务。但是，赠与合同毕竟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如果要求赠与人在自身都难保的状况下，还要为他人谋福，是过于严苛了。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如果仅规定赠与人享有穷困抗辩权，而不享有穷困撤销权，是不足以全面维护赠与人的合法利益的。有时赠与人已经陷于窘境，甚至到了难以度日的地步，这时赠与人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摆脱困境。因此，笔者建议，在合同法195条规定的基础上，再赋予赠与人对已赠与部分的撤销权，即可以要求受赠人返还已赠与的部分标的。“穷困抗辩权”与“穷困撤销权”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第一，性质不同。“穷困抗辩权”或称“赠与履行的拒绝权”，性质上是抗辩权。赠与人在特定情形发生时，可以拒绝履行其对于受赠人的赠与给付义务，而不负债务不履行责任。“穷困撤销权”，性质上为形成权，行使的效果是使赠与关系永久地消灭。无论赠与财产是否交付或转移登记，均可行使。第二，行使的时间不同。穷困抗辩权利只能在赠与标的物尚未交付前行使，不具有溯及力。如果已经交付，即使赠与人经济状况恶化，也不得要求返还。穷困撤销权无论赠与标的物是否交付都可行使，具有溯及力。第三，行使的目的不同。穷困抗辩权目的在于照顾确实已处于困窘中的赠与人，平衡双方利益。穷困撤销权主要是对受赠人的忘恩行为或不履行义务的一种惩罚。世界上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明文规定撤销赠与的法定事由之一就是赠与人陷于穷困。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虽然规定了“穷困抗辩权”，但为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还应明文规定赠与人享有“穷困撤销权”。

　　北安市法院 王鹤丹
论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之选择

叶知年 揭元源


[摘 要] 目前，学界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制度的构建问题存有争议。因此，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构建适当的制度以实现对第三人的保护是我国物权立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采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物权变动中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所起的作用各有其缺陷，而公示公信原则在保护第三人方面有其优点。我国的物权变动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应采用单一的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
[关键词] 物权变动 公示公信 第三人利益 保护
引言
物权变动问题，不仅对物权变动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巨大，而且与第三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如何平衡物权变动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并确保物权变动能够安全快捷地完成，是摆在物权立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学界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制度的构建问题存有争议。本文拟从物权变动中对第三人利益保护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现有的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公示公信原则等几种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进行分析检讨，谈谈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构建的粗浅看法。
一、 物权变动与第三人利益保护
（一）物权变动第三人的界定及其价值分析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亦称物权之得丧变更。 物权变动的种类繁多，法律行为、时效混同、先占、征收、强制执行、法院判决等均可引起物权变动。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交易更为频繁，物权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物权变动制度作为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担负着确保财产在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与利用秩序的重任。
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一般是指不参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但是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的结果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一切人。它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物权出让人有法律关系的其他人，相对于物权受让人而言为第三人，如对出让物享有担保物权的人；二是与物权受让人有法律关系的其他人，相对于物权出让人而言是第三人，如受让人将受让物再转让于其他人，此其他人相对于出让人而言便为第三人。
物权变动与第三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主要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特征决定的。与债权作为相对权，债之关系仅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相比，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可以对抗一切人，因而使得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成为物权法的基本制度。换言之，只有物权法才有必要和有能力规范这一问题。该制度的主要价值功能在于：
1、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第三人实质上乃是交易秩序的化身，社会整体的正常经济秩序就是由一个个第三人连接起来的，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交易秩序的尊重和维护，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也有利于促进财产的顺畅流转，因此也体现了效率的价值。
2、增加出让人与受让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物权是绝对权，具有对世性与排他性，因而出让人在出让自己的财产时应尽最大化的谨慎与注意，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也应做到应有的注意，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也便于人们市场交易观念的培植。
3、适应了人的主体性的新要求。作为私法上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选择的自由和能力，而且表现为对于选择目标的觉醒和反思，以避免选择的恣意化和无力化，这种能使个人摆脱孤立和单调的主体性只有在共同营造未来的共同体中才能得到陶冶。对于出让人与受让人而言，应该做到不受到个别意志的诱惑，看清时间和地点及第三人，并能以遥远的隐患平衡当前利益的引诱。
（二）物权变动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主要观点
就物权变动中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现主要有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公示公信原则三种制度。理论界对这三种制度的选择可谓大相径庭，观点亦莫衷一是。
1、善意取得制度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时代，此项理论确有必要，但对于善意取得设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足以维护交易安全，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理论，可谓已失其存在之依据。
2、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三人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无因性原则利用物权公示原则首先建立第三人保护的客观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符合物权公示原则的权利正确性推定规则，然后根据这一规则来确定第三人的善意与否，并提供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3、公示公信原则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外部入手，直接保护第三人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本原则构建物权变动理论，扬弃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　
4、其它观点。大致是：（1）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但应当区分善意取得与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2）以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为基础，以公示公信制度为原则，以善意取得为补充构建我国物权变动第三人保护制度； （3）以物权行为无因性为原则，以善意取得为补充的模式。
综上所述，理论界的观点大都是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及公示公信原则三者间选一或选二、三者结合、相互替代等观点中选择。
二、物权法草案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选择之检讨
（一）物权法草案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第11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四） 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很明显，《物权法草案》在保护第三人利益制度上选择了善意取得制度。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检讨
1、善意取得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情况
善意取得，也称即时取得，是指动产让与人纵无让与的权利，以所有权之转移或其他物权之设定为目的，善意受让该动产之占有者，取得其所有权或其他权利。 这一制度是以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为契机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法典》完全继承了日耳曼法的立法传统，在法典中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即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对善意人的判断要考虑第三人是否是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前手无处分权。《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真正是将善意取得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一种方式而得以建立。法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保有共同的私法传统，然而他们在善意取得制度上却不尽相同。法国民法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只是瞬间的取得时效，只是取得时效的一种特殊方式。日本民法亦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第192条规定：“通过交易行为平稳而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在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可在该动产上行使的权利。”
对我国现行法中是否存在善意取得制度问题，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看法并不一致。笔者认为，从现行立法、司法实践，还有物权法草案来看，我国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散乱、不完善及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司法操作实践的混乱。
2、善意取得制度之评判
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原因如下：
（1）符合大众朴素的法律情感推崇了扬善抑恶的法律精神。善意取得制度撇开对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关系的抽象分析，立足于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考查，阻却了原权利人利益的行使，从而达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的目的，体现了较高的社会价值。　　
（2）善意取得制度兼顾了物权变动中原物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创立安全的交易秩序并维护交易公正。第三人是否善意作为适用该制度的条件，在肯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同时，有对原权利人相对于恶意第三人的优先权给予保护，有效的兼顾了交易活动的动态与静态安全。
然而，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在理论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实务操作中却漏洞百出：
（1）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利益保护。对物权法而言，不动产物权才是物权制度的重点与核心，因此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范围十分局限，在实践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善意取得制度判断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或是恶意的客观标准难以确立。这也是善意取得制度以第三人主观善意为标准的致命缺陷。尽管以此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标准符合人们的法律情感，在理论上也无懈可击，但在司法实务中却使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或第三人难以举证，其对第三人的保护可谓捉襟见肘。
我国正值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时期，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必定要以促进市场繁荣，侧重交易效率与动态安全，兼顾静态安全为宗旨。笔者认为，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选择不能再拘泥于善意取得制度。诚然，善意取得制度的提出，克服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绝对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历史上其影响久远。但是其在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已日益明显，我国物权立法对于善意取得的地位应该重新给予评价。
三、公示公信原则之评析
（一）公示的方法
物权变动须以一定的公示方法表现其变动才能发生法律效果。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意义在于：1、物权是对世权，物权变动所涉范围广泛，不公示不足以明确物权的归属，不利于保护权利人。2、物权变动直接关系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作用，不公示不足以确保商品经济的安全有效。
现在各国就不动产、动产分别以登记及交付（占有）为其公示方法。此公示方法，依其与物权变动之效力如何结合，其在立法主义上亦有不同。 大陆法系现代民事立法在物权变动及其公示方法上已形成三种局面：即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之公示成立要件主义；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债权合意主义（意思主义）之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以奥地利、瑞士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之折衷主义。
上述三种物权变动与公示模式中，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反映了国家干预的思想与法律传统。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公示是对物权变动的必然要求。物权法的公示原则使物权变动过程公开化、确定化，使物权变动通过一定的客观物态形式出现为公众所知。公示对于处于交易之外的第三人提供了“消极的依赖利益”，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以定纷止争，维护交易安全。
以法国为代表的债权合意主义反映了财产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法律传统，在意思主义立法下，未经公示即可产生物权变动，仅仅依靠善意取得制度根本不足以充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建立安全的交易秩序。坚持意思主义的国家似乎对于这一事关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问题有所认识，所以，在坚持物权变动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的前提下，特设有关于公示之规定并赋予其对抗效力。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物权与债权的本质差异、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的错误，这必然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功能的紊乱和不协调，最终势必对第三人的利益疏于保护。（1）它无法在立法上有效地遏制出卖人一物多卖的危险。（2）它认可了买受人在登记变更或移转占有之前再次将标的物进行转让的合法性。买受人虽未取得占有或变更登记，但其已是合法的所有人，其再次将标的物转让显属所有权处分。（3）第三人对物权的权利状态无从知悉，法律又没有为第三人提供统一、法定、确定的有关物权变动的信息来源，第三人难免遭受不测之风险。（4）一旦发生出卖人一物多卖的情形，或者买受人在取得占有或办理移转登记手续之前再次将标的物转让的情形，则若干个当事人都成为同一标的物的合法所有人并互为第三人，尽管可以依靠公示的对抗效力对已取得占有或已办理登记手续的善意第三人予以保护，但其他善意第三人，根本无法取得所有权，只能依据债权合意彼此追究违约责任，结果必然导致纠纷丛生，影响物权交易的正常秩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不经公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而且在实践中对第三人保护是不利的。
以奥地利、瑞士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则兼采取了法国债权意思主义的简洁和德国形式的明晰。但在物权变动种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则偏向于形式主义，即强调物权变动，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必须进行公示，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
物权是一种支配权、绝对权和对世权，具有排他性，其变动产生排他的效果，若无从查悉其变动的表征，则难免不会导致第三人利益的侵害。法律应明确规定变动须经一定的方法使公众知悉，相比之下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显然符合这一要求，突出了公示在物权变动中的要件作用，从而起到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所以下文所述的公示公信原则意指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
（二）公示的公信力
公示的公信力，是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纵使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对于因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而为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以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相同法律效果作为保护的原则。公示方法有保护从事交易的第三人的法律效果即为公信力。
公示公信力以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为逻辑起点。对于不动产登记，只要登记存在，法律就推定与登记内容相应的实体法律关系存在。动产的占有或交付同样具有权利的推定力。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公示瑕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人仍可以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