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9月24日第八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本办法的实施。
县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督促、检查、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本办法的行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查处或纠正。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女联合会，负责日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有专人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四条 妇女应当学法、守法，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时，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比例。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中妇女应当占一定比例。主任或副主任候选人中应当有女性。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女领导干部。妇女相对集中的行业、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备女领导干部。
第七条 各级妇女组织应当积极培养、输送妇女干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干部管理部门应当重视妇女组织的推荐意见。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任用女干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制定涉及妇女权益的政策、规章时，应当听取同级妇女组织的意见。
第九条 企业的女职工委员会应当有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企业应为女职工委员会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条 教育部门、学校和社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学校对就学确有困难的女性儿童、少年应当酌情减免杂费。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免予入学、延缓入学或者中途休学的须经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男女平等教育，严禁歧视女性青少年。根据女性青少年特点进行生理、心理教育，采取防范措施，保障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
第十二条 各类学校在录取学生时。不得提高女性录取分数线。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限制女性的录取比例。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在职妇女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帮助女职工提高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
劳动部门应当对城镇待业女青年有计划地进行就业前培训；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转换职业、工种或编余的女职工进行换岗或再上岗培训。

第四章 劳动权益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录用、聘用职工时，凡适合妇女的工种和岗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聘用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用标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招收、雇用、聘用未满16周岁的女工。
第十五条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实行劳动制度改革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和排斥女职工。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对妇女经期、孕期、产假、哺乳期应依法给予特殊保护，不得安排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从事的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正常待遇，晋职、晋级不受影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
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合同；不得解聘或转为待聘人员；不得扣发、降低其工资和取消其福利待遇。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分配住房、集资建房、补助买房或动迁分房时，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做出歧视、限制、排斥女职工的规定。
对配偶为现役军人的女职工，离婚、丧偶妇女和大龄未婚的妇女在分配住房时应给予照顾。
第十八条 女职工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女工淋浴室、冲洗室、倒班宿舍。单位应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女职工在哺乳、照料婴儿等方面的困难。新建、扩建、改建的企业应逐步建立配套的女职工安全卫生设施。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必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制定女职工劳动保护措施，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和卫生设施，保障女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第二十条 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擅自延长女职工的工作时间。女职工因健康原因或其它正当理由不能加班的，不得强迫。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逐步建立女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并纳入当地社会统筹规划。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每1至2年组织女职工进行妇科病普查。普查费用由所在单位支付。
有条件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定期组织农村妇女进行妇科病的普查。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二十三条 妇女对其家庭的共有财产享有与其他家庭成员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其他家庭成员不得加以限制或剥夺。
禁止任何人非法强占老年妇女、丧偶妇女的房屋和财产。
第二十四条 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和批准宅基地及其他承包经营项目时，应当保证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农村妇女结婚后，现户籍所在地没有调整土地之前，原户籍所在地应保留其责任田和口粮田；现户籍所在地调整土地时，应按当地标准划分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使用权。
农村妇女离婚后未再婚，要求在当地建房并符合规定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予批准。
第二十五条 在分配遗产时，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在同等条件下，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或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应当给予照顾。
丧偶妇女再婚或迁移时，有权自主处分本人所有和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二十六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女婴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严禁溺弃、残害女婴；对溺弃、残害女婴的案件公安部门应及时立案查处；对于无法定收养人和经济来源的女婴，民政部门应妥善安置。
第二十七条 卫生主管部门和医疗设施及其操作加强管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为诊断伴性遗传性疾病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生育、无生育能力的妇女。
第二十九条 禁止男方在女方提出终止恋爱关系或者拒绝求婚后，对女方及其亲属施以暴力、威胁、侮辱、诽谤等非法行为。
第三十条 禁止侮辱、欧打、虐侍妇女。
对妇女进行虐待、残害、情节严重，受害人不能投诉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受害人单位有权检举，有关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并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禁止拐卖、拐骗、绑架妇女和收买被拐卖、拐骗、绑架的妇女。公安部门对被拐卖、拐骗、绑架的妇女应及时解救。有关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予以协助。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阻挠、围攻、殴打解救妇女的人员。
第三十二条 严禁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宾馆、饭店、歌舞厅、洒吧、咖啡屋等服务和娱乐性场所，不得雇用、容留妇女进行色情陪侍活动。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三条 依法保护妇女婚姻自主权。丧偶和离婚的妇女有再婚与不再婚的自由。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干涉妇女结婚、离婚自由。
第三十四条 丧偶妇女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限制和干涉。
第三十五条 对因女方生育女婴男方制造各种理由提出离婚的，应当批评教育；如确因生育女婴导致感情破裂而离婚的，经办机关须在法律文书上注明其原因，以便对男方再婚后的生育加以限制。
第三十六条 夫妻在离婚诉讼期间，男方不得侵犯或限制女方的人身权利和自由。
夫妻关系解除后，男方不得以纠缠、侮辱、打骂等形式侵害女方权益。
第三十七条 离婚时，妇女因实施节育手术或者其它原因丧失生育能力，分割财产应当尊重妇女的合理要求，保护妇女利益。对女方在住房、生产、生活以及子女抚养教育等方面应予以照顾。
第三十八条 保护离婚妇女的房屋所有权。婚姻关系存续8年以上的，男方婚前个人所有的房屋，婚后由夫妻共同使用、管理、经营的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保护离婚妇女的房屋承租权。夫妻离婚时，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认定妇女享有同男方平等的房屋承租权：
（一）婚前由男方承租的公有房屋，婚姻关系存续5年以上的；
（二）婚后以男方名义向房管部门或本单位申请取得房屋租用权的；
（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动迁而取得新房屋承租权的；
（四）夫妻双方为同一单位职工，承租本单位住房的。
第四十条 夫妻共有的房屋和夫妻共同租用的房屋，离婚时，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按照保障妇女和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判决女方无房屋所有权或承租权，女方无住房的，应允许女方对部分原住房有暂住权，或判决男方给付女方一定的房屋承租费。
第四十一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离婚时，男方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后，女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其应得的财产。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当地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或妇女组织投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或妇女组织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第四十三条 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其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一）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的；
（二）招生学校提高女性录取分数线或违反有关规定限制女性录取比例的；
（三）在招干、招工中，应当录用妇女而拒绝录用或提高录用标准的；
（四）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内，辞退女职工、降低其工资和取消福利待遇的；
（五）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不按国家规定给予假期和劳动保护的；
（六）在分配住房和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
（七）划分责任田、口粮田、批准宅基地以及其它承包经营项目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不成犯罪和治安处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住所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并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一）侮辱、诽谤、打骂妇女的；
（二）歧视、虐待生育女婴或不生育、无生育能力妇女的；
（三）侵犯老年妇女或丧偶妇女房屋和财产的；
（四）干涉丧偶妇女携带个人财产再婚的；
（五）其它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
第四十六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经批准。不送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或使其中途辍学的，城市由区教育主管部门、农村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罚款，直至送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为止。
第四十七条 招收、雇用、聘用未满16周岁女工的，由当地劳动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对招用的未满16周岁女工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雇用、容留妇女进行色情陪侍等活动的，由公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并限期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逾期又不履行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9月24日
关于仲裁制度的思考

齐 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法律制度，在其发展、变迁和转换的过程中间都充满了来自于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价值导向等一系列因素的干预和影响。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来说，那些适应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导致的逻辑变迁的制度和观念，经过人们的利益选择之后，自然的保留、生存下来，乃至在日后的生活实践中被人们屡试不爽，在自由选择中占据了市场，从而逐步地发展壮大。仲裁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独特的性质决定了其生存和发展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强劲趋势，几乎（而非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所形成的结果。在仲裁制度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充分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理纠纷的公正性与效率性，其一方面比人民调解制度具有更高的专业性，另一方面较之法院的诉讼程序又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因此倍受现代社会尤其是商业领域纠纷解决机制的青睐，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非诉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和制度出路。
就在不远的十几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具有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中国正从单一所有权关系、高度行政化的社会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多元所有权关系、分权自治的社会类型。在所有制的结构形式上，虽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占有大头，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也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在市场逐步放开之后，原来被社会固有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禁锢了的“社会分子”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市场浪潮鼓动下，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起初在某个社会特定的大环境下不断的运动，在运动和相互碰撞之间，激活了社会中的某些积极因素，随后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迅猛发展。在这种“社会分子”（社会中独立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某种愿望和动力）不断的无规则运动的状态下，必然导致其相互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索引发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商业纠纷）的迅速激增，而往往又由于“经济先行”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念导致我们的社会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纠纷找不到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而社会的本体在需求上又要求我们（不光只有法律人）对于这种现象予以制度和方法上的回应，于是在供给与需求上出现了某种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应当预想到而往往又被忽视或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带来某种“学术无用”尴尬局面。
然而，用一种不太“后现代”的语境来分析和阐释这一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往往不因为人的因素而受到改变。在以经济交往为主要生活方式和符号系统的商业社会中，当再也不存在一个高于利益主体的人或组织像上帝那样为一切人们安排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就只有依靠彼此之间的协作，利用他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来实现自己对于利益的追求。而这??却不仅仅是这??形成了我们今天已由应然转为自然的纠纷解决的“契约”观念。在这种“文明人的方式”的影响下，纠纷的解决由古代的沙场争战、刀光剑影、血洒疆场转变成为今天的调解、仲裁与诉讼。虽然我们认为通过暴力的纠纷解决在时效、方式和效果上往往具有低成本的优点，但是这种私力救济由于其极易引起刑事犯罪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激增，故长期以来都受到民族国家的排斥和压制，也只有在某些极特殊的法定情形下（如正当防卫的场合），法律对于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才予以认可。
而在调解、仲裁与诉讼这三种纠纷解决的文明机制中，仲裁制度在市民社会和商业领域中往往较之另二者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当然也存在不足。与调解制度相比，仲裁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由于仲裁机关在市场运作中具有某种经济主体的性质，因此其必须通过聘请优秀的仲裁员对于每一个案件进行公正的裁决。在仲裁机关是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取的情况下，公正是仲裁机关赖以维系自己生命的唯一道德源泉，也是其付出得最多的道德成本。而这种对于仲裁“消费者”信赖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对每一个案件的公正而无偏移的裁决，这样，也只有这样仲裁机关才能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得以生存。实践证明，仲裁员往往由著名的学者，律师和专职仲裁员担任，这些人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在现今的中国，仲裁员的专业素质往往要高于法院的法官。这样，仲裁的结果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容易形成一种“表面公正”，而在实质上是否公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今社会是一个“诉讼爆炸”的社会，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分子”在“受热”后的剧烈运动过程中碰撞的机会增加，更是因为人们都希望像秋菊一样“讨个说法”（当然，我并不认为案件的逻辑递增就一定预示着人们法律意识和观念的觉醒和提高）。可是，繁杂的诉讼程序，高额的诉讼成本，频繁的出庭应诉，使得诉讼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人们不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的“高消费”产品，甚至有人在写过《懒得离婚》之后还想写本《懒得诉讼》。虽然我们有学者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刻高喊“民事诉讼的契约化”，然而这种诉讼契约观念的建立毕竟不是在短期内说变就变的，也许??甚至可以肯定??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仲裁制度却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仲裁制度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一旦作出裁决就发生法律效力，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得推翻仲裁的裁决结果。这里便省去了诉讼中上诉审和再审程序繁杂和诉讼费用的诸多问题。其次，仲裁具有更大的选择性。仲裁当事人对于仲裁机构、仲裁员、审理方式等事项都可以进行选择，而不受到管辖权的限制。仲裁的审理往往是不公开审理，而这对于维护当事人社会形象和保守法人的某些商业秘密也具有其价值。但仲裁往往只涉及到平等社会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涉及公民身体权、生命权等重大人身权利的案件，不由仲裁机关受理。因为保障人权往往是国家的任务，而仲裁机关往往只是对于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使社会的整体经济流转趋于稳定和平衡。在当今这个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组织之间复杂的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这种繁荣的景象需要我们对于国际商事活动中所发生的纠纷提供一种共同的解决机制，对于各类国际商事纠纷适用共同的规则，从而屏蔽来自政府的各种压力和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找寻正义与公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我们每每说到正义与公平时总是带有某种来自政治因素的影响、总是在各种“禁区”之间寻找“现代法治的出路”。诉讼的进程因为受到太多的“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从导致判决的正义往往只是种“过得去的正义”。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地方性”这个热门的词汇。正如霍姆斯所说的：“每个人在其实践中注定都是地方性的”。这样比较的意义只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说明仲裁制度的纯粹性与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技术性，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不存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判断，目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仲裁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契约机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一旦案件牵涉到诉讼，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案件，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牵涉到关于国家利益和宏观视野的大局问题。因此，为了回避这些非契约性因素的影响，平等的商业交易主体之间通过这种非诉解决纠纷的契约来找寻纠纷解决的捷径。双方当事人通过在订立契约中扩大对方抗辩权的方法来换取纠纷解决的迅捷化和低成本化，而这往往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益的，至少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减少交易的边际成本和沉没成本，从而为双方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谋求某种程度上的实际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