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90号
《昆明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09年4月8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6日起施行。
市长：张祖林
二○○九年五月十六日
昆明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农贸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经营管理，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护开办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昆明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贸市场是指由开办者提供固定场所、设施，经营者进场进行集中和公开交易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
第三条 主城四区、三个开发（度假）区、呈贡新区、空港经济区及其他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规划区范围内农贸市场的开办、经营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农贸市场实行属地管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三个开发（度假）区、呈贡新区、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应当成立农贸市场管理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督查督办辖区内农贸市场的规划建设及监督管理工作。
各相关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村）委会应当明确具体的部门（人员）负责辖区农贸市场的综合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农贸市场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在依法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同时，负责牵头组织落实农贸市场达标改造及规范化管理等相关工作。
商务、规划、国土、建设、城管、卫生、公安、农业、水利、价格、质监、综合行政执法等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共同做好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境外投资者，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以多种投资形式新建、改建和扩建农贸市场。
第二章 市场规划建设
第七条 农贸市场专项规划作为商业网点规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纳入城乡控制性详细规划。市商务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规划、国土等相关部门负责编制昆明市主城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其余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本县（市）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
第八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三个开发（度假）区、呈贡新区、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应当根据农贸市场专项规划，制定辖区内农贸市场规划建设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制定农贸市场规划建设实施方案，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农贸市场专项规划和农贸市场建设标准；
（二）农贸市场的规模、位置应当与周边区域居住人口、地域范围相适应；
（三）农贸市场配置应当方便群众生活，满足群众需求；
（四）农贸市场布局应当与其他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
第九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农贸市场，应当符合农贸市场专项规划和农贸市场建设标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规划、建设、用地等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条 农贸市场的建设不得占用道路、公路，妨碍交通。
新建居住区或旧城改造中配套建设的农贸市场项目应当与主体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第十一条 农贸市场拆迁应当遵循“拆一建一”、“先建-后搬-再拆”的原则。
第十二条 农贸市场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确需改变使用性质的，主城区报市商务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余县（市）区报本级商务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市商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会同工商、卫生、规划、建设、城管、公安等部门，结合国家卫生城市（县城）标准及其他相关要求，制定昆明市农贸市场建设标准。
第三章 市场开办
第十四条 农贸市场开办者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 农贸市场开办者，应当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做好市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一）与辖区农贸市场管理工作办公室签订《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责任书》，认真履行市场开办者职责，落实规范管理措施。
（二）与经营者签订场地租赁和经营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经营者档案，记载经营者基本情况、信用状况等。
（三）设立消费者投诉服务站，认真受理消费者投诉，消费者投诉服务站应当设有投诉电话和监督电话，并根据投诉的具体情况，协助、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
（四）督促市场内经营者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使用合格的计量器具，对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并配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其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设置符合要求的公平秤，定期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配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做好市场定量包装商品、零售商品的计量监督管理工作；督促经营者对销售的农副产品实行明码标价。
（五）建立健全公示制度，在农贸市场入口处等明显位置设置宣传栏和公示栏，向消费者公示与交易有关的基本事项和重大事项，包括：经营者的证照情况、违法违章记录、市场管理制度（含农副产品准入制度）、消费者投诉电话、农副产品质量安全抽检结果、不合格商品退市情况等。
（六）设立专门的市场服务管理机构，配备负责维护市场秩序、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治安管理、消防安全、建筑安全、价格、信息宣传和设施设备检修等方面的管理人员；建立市场管理人员工作责任制，市场管理人员定期接受培训，并佩戴统一证件上岗。
第十六条 农贸市场开办者，应当遵循农副产品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农副产品安全责任。
（一）签订相关协议与台帐档案。建立与经营者签订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保证书（协议），订立农副产品质量保证及对不合格农副产品的退市、追溯、召回、退货等条款，督促其落实索证索票制度，建立农副产品经营台帐，记录进货渠道；设置规范的市场农副产品档案柜，建立农副产品质量安全档案。
（二）建立健全农副产品质量查验登记制度。定期不定期派专人检查经营者的重要农副产品进货凭证，查验重要农副产品供应商的经营资质和实际经营情况；查验畜产品、水产品、禽类及其产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或产地证明和其他依法应当经检测合格方可销售的农副产品的检测证明，对未取得检疫检验合格证明或检测不合格的，禁止入场销售。
（三）建立健全不合格农副产品退出制度。发现不合格农副产品应当立即要求经营者停止销售，报告并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
（四）做好农药残留抽查检测。在市场内设置独立的农药残留检测室，配置检测设备和人员，每天对场内销售的蔬菜和水果进行农药残留抽查检测，并做好检测记录，或与有资质的检验机构签订定期送检协议，也可将检验机构引入市场进行检测，市场内蔬菜和水果农药残留抽查检测结果应当在市场设立的公示栏予以公示。
（五）建立健全农副产品购销挂钩制度。以协议方式或督促场内经营者与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畜禽屠宰场、水产养殖信誉良好的生产、加工企业和管理规范的批发市场、大型批发商建立购销挂钩关系，明确供货主体和供货产品质量责任，建立优质农副产品进入市场的快速通道，保障上市农副产品的安全。
（六）建立农产品清洁入市制度。督促经营者对蔬菜类农副产品在进入市场前做基本的清洁处理，去除泥土、黄叶、烂叶等，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城垃圾数量。
（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对农副产品进行抽样检查时，市场开办者应当配合做好抽样工作。
第十七条 农贸市场开办者是农贸市场安全第一责任人，应当按规定做好治安、消防、建（构）筑物安全等相关工作。
（一）配备已取得资格证书的专业保安人员，协助市场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和巡查、巡视，维护市场治安秩序，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处置市场内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有条件的市场应当安装符合技术标准的闭路监控设备。
（二）建立健全农贸市场消防管理制度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并认真落实，配置专兼职人员负责消防工作，专兼职人员应当经公安消防部门培训，并定期进行消防检查，有记录，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三）配备齐全的消防设施、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严禁违章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损坏和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四）定期检查农贸市场建（构）筑物的安全使用状况，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对市场建筑物进行安全鉴定，采取措施及时消除建筑安全隐患。
（五）严禁商住混用、使用明火作业、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违反规定乱拉乱接电线等行为。
第十八条 农贸市场开办者应当维护市场环境卫生，保持整洁有序。
（一）应当建立和落实由开办者承担市场保洁费、辖区办事处（村委会）参与组织、通过竞标方式确定保洁方的市场化长效保洁机制，做到长效保洁。
（二）严格按照划行归市的要求规范设置市场铺面、摊位，设置规格统一、美观、醒目的经营区域标志牌及明确的市场导购图；市场通道畅通，无占道违章经营、乱摆摊、乱搭建、乱张贴。
（三）承担农贸市场责任区内的“门前三包”责任；场内地面应当做到硬化、平整、清洁，有完善的清洁制度，配备专兼职保洁人员，定期进行清洁消毒，并有记录；设置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收集容器，及时清除场内的污水、垃圾和其他废弃物；完善“四害”综合防制设施。
（四）设立独立的家禽经营区出入口，并与其他经营区隔开。
（五）督促畜禽及肉品经营者实施每天清洁消毒制度，对家禽存放、销售区实施每月清空家禽消毒制度；配备病、死畜禽集中弃置设施，落实无害化处理和消毒措施。
（六）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位），保证车辆停放整齐；修建公用卫生间，并保持清洁卫生。
第四章 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除农民销售自产的农副产品外，农贸市场内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营业执照，需办理其他经营许可手续的，还应当办理相应的经营许可证件，并按照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在指定区域亮证经营。
第二十条 农贸市场内的经营者，应当遵守和执行农副产品准入制度，履行农副产品安全责任。
（一）应当实行索证索票制度，建立进货台帐，记录进货渠道；经营者初次与供货单位交易时，应当查验其主体资格合法证明文件，包括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等；经营者在购进食品时，应当按批次向供货单位索取质量合格证明，包括：畜禽、肉类产品及水产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或产地证明，粮食及其制品、奶制品、豆制品、饮料、酒类等应当有相应的检验合格证明和进货票据，其他产品的合法证明文件。
（二）须从依法批准设立的定点屠宰场购进肉类及其制品，并在摊档明显位置张挂肉品的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外地输入的生猪肉及其产品的采购依照有关规定执行；畜禽及肉品经营者应当每天对经营场所实施清洁消毒，并在市场开办者组织下实施每月清空家禽消毒制度；家禽经营者营业时要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穿戴口罩手套等防护品，销售应当由专人负责。
（三）经营直接入口食品及熟食制品的，应当具备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和冷藏、消毒器具；熟食档应当设置预进间和售卖间，生熟食品分开存放，从业人员应当有健康证。
第二十一条 农贸市场内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场地租赁和经营管理协议书的约定，在指定地点经营，服从管理，遵守市场各项规章制度。
（二）经营活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当主动向消费者出具市场销售专用凭证，明示经营者名称、具体经营场所或摊位号、联系电话等。
（三）实行明码标价，使用的标价签或者价目牌应当标明品名、计价单位、销售价格等内容。对物价主管部门规定有参考价或临时销售限价的，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公示。
（四）经营活动遵守国家计量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得伪造数据和破坏铅签封。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二十二条 农贸市场经营范围：
蔬菜、肉类、熟食、鲜粮制品、干货、调味品、水产品、禽类、粮油米面、腌腊制品、水果等与食品有关的农副产品。
禁止超范围经营（土杂店、副食便利店、副食小超市除外）。
第二十三条 农贸市场内严禁销售下列农副产品：
（一）假冒伪劣产品。
（二）过期、失效、变质的产品。
（三）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产品、水产品。
（四）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果。
（五）按照国家规定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证明的产品。
（六）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动植物及其制成品和其他农副产品。
第二十四条 农贸市场交易活动中严禁下列行为：
（一）欺行霸市、价格欺诈、强买强卖、短斤缺两。
（二）垄断货源、哄抬物价或者串通操纵农副产品价格。
（三）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四）以虚假广告等欺诈方式销售农副产品。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商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农贸市场的规划管理；按照划行归市的要求，指导督促辖区做好引摊入市工作。
第二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农贸市场管理信息网络，记录农贸市场管理相关信息以及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者和场内经营者诚信经营情况等，供公众查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者、场内经营者应当予以协助提供相关信息。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农贸市场实行登记注册，向符合条件的经营者核发营业执照，对其交易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第二十七条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贸市场建设的监督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未办理规划、建设等相关审批手续而新建、改建、扩建以及未经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而投入使用的农贸市场依法进行查处，对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食品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对农贸市场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食品卫生违法行为。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农贸市场的治安管理，并督促市场开办者建立安全保卫制度，落实安全保卫措施；消防部门负责对农贸市场消防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按法律法规要求办理消防行政许可擅自开业的市场依法进行查处。
第三十条 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农产品准入制度，对农贸市场上销售的农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督促市场开办者查验畜禽及肉类产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和定期进行清洁消毒。
水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贸市场上销售的水产品进行监督抽查，督促市场开办者查验水产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或产地证明。
第三十一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的监督检查，并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依照计量监督法律法规对农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质量技术违法行为。
第三十三条 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适时公布相关监督抽查结果，并根据各自职责督促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落实本办法的各项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农贸市场开办者、场内的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云南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昆明市商品交易市场监督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对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开办的农贸市场，应当按照国家卫生城市（县城）标准，结合本办法的有关要求，及时完善相关手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实施达标整治。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6月16日起施行。
关于司法实践中盗窃罪若干问题探讨
王镭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并沿用至今的罪名之一，盗窃罪历来是各个历史时期最为普遍的多发性犯罪，“毁则为贼，窃贿为盗”，古来有之。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渐完善的今天，盗窃罪仍然是最为普遍的犯罪现象和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从我院近两年的案件统计来看，盗窃罪的数量每年都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修订后的刑法对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相应的刑罚措施都作了完善的修改和补充。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实际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在对盗窃罪的认定和处理上也在司法机关内部出现了种种分歧，仅从盗窃对象来讲，就出现了债权、技术成果、能源等等新生事物。对于盗窃罪的处理，由于对法律认识的不同，也得出了大相庭径的结论。在此，笔者仅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不同情况，谈谈自己的见解。
一、多次盗窃的认定及犯罪数额统计
“多次盗窃”这一名词，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共提到两次，但是所指的却不是同一概念。该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以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第五条十二款又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这里，如果按第四条理解，多次盗窃系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必然构成盗窃罪，不存在后者所说的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才能累计其盗窃数额。显然，这两个“多次盗窃”是指两个不同的犯罪概念，不能混淆。前者是对盗窃罪的一个补充规定，既除刑法规定的达到盗窃数额较大起刑点的犯罪行为外，另行将多次入户盗窃和扒窃但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行为含概在盗窃罪里面。其含义包括三个特定限制：一是时间限制，即在一年以内计算盗窃次数；二是次数限制，必须达到三次以上；三是排除限制，即将危害不大，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排除在外。而后者所提到的多次盗窃应理解为数次盗窃，其中至少有一次盗窃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而应当受到追诉的。两者的概念截然不同，正确的区分这两种情形，才能够增强司法实践中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正确把握和认定盗窃行为。例如我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在几个月内三次窜入铁路的仓库内实施盗窃行为，但是每次盗窃数额均为800余元，经我们审查，此案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盗窃场所是企业仓库而非入户盗窃，显然不能适用前述解释的第四条规定，最终，该案由公安机关撤回处理。
正确理解了多次盗窃的含义后，就要谈到对数次盗窃应当追诉的行为如何累计计算其盗窃数额的问题。“解释”中虽然规定了“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计算盗窃数额”。但是如何理解“最后一次盗窃”和“如何累计数额”，这都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以最后一次盗窃犯罪为基准向前一年进行累加，还是以最后一次盗窃行为为基准向前一年内累加，或者是仅仅将达到数额较大、够罪的数次盗窃数额累加，在司法实践中争论不一。而适用不同的方法，所计算出的犯罪数额差异极大，在一起盗窃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系货场司机，利用为货主拉货的机会，在三年内数十次实施盗窃行为，但仅有三次达到了数额较大的起点，适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犯罪嫌疑人的盗窃数额竟差异数万元。在实践中，通过和审判机关联席会议研究，我们达成了如下协议：第一，在审理数年内实施多次盗窃行为的案件中，将“最高法解释”5条12项中的“最后一次构成犯罪”界定为最后一次盗窃犯罪，前次盗窃犯罪数额的累加以此为基础，其后实施的盗窃行为不予累加，可在量刑时作为情节考虑；第二，以最后一次盗窃犯罪为基础，前次犯罪在一年以内的，无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盗窃数额均予以累加；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外的，只对达到数额较大的次数予以累加，其余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各次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三，对于所累加的数额涉及到是否达到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情况，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算方法。有了上述规定，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数次盗窃犯罪数额的计算有了相应的规范，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要想全面的统一对该解释的认识，还需最高检与最高法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范。
二、对盗窃罪中八种加重情节的认识
盗窃数额历来是司法机关对盗窃罪定罪处罚的重要依据，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也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审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修订后的“刑法”对盗窃罪的情节作了充实和拓展，成为与数额相提并论的重要量刑依据。同时，为把握一个统一的尺度，最高法的“解释”中，列举了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盗窃金融机构、盗窃抢险救灾优抚扶贫款物、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等八种情况，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内容。当然，在具体运用中，上述情节是以行为人的盗窃数额分别达到数额较大和数额较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构成犯罪后同时又具有以上八种情节的，才能构成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予以加重处罚。上述规定，使我们在审理盗窃案件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正确理解上述规定，有助于我们在办案中正确认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部分盗窃犯罪中，犯罪分子在实施盗窃行为的同时，往往给被害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后果。沈阳铁路局在建设哈大线电气化铁路之初，铁路沿线盗窃刚刚安装的承力索回流线的行为十分猖獗。盗窃分子每盗窃一空铜线价值4000余元，获利仅数十元，然而，由于每一路段的线材在技术上要求不能有短头和接点，犯罪分子每盗窃一次，整个路段就会报废，要重新安装，也就是说，每一次盗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几十万元。由于该工程系铁道部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共同施工的，该时期内的盗窃行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上述盗窃行为，必须要严厉惩处，我们依法适用了“解释”第七项：“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对盗窃行为人加重处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一阶段内及时地遏止了哈大电气化铁路沿线的猖狂盗窃行为。
当然，“解释”规定的八种加重情节在适用中也存在需完善的方面。例如，其中规定的将“首要分子、主犯、和累犯”也列入加重处罚的情节，于法理有悖。根据“解释”的规定，构成盗窃罪，并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特别严重情节，量刑幅度将提到上一格加重处罚，这与刑法的一般处罚原则有所矛盾。似累犯、主犯等情节，作为刑法规定的从重处罚的依据，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判处较重的刑罚，包括较重的刑罚和刑种，这是刑罚具体运用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但是按照解释的规定，如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分子具有累犯情节，则要在数额巨大的的幅度内量刑，显然是加重处罚而不是从重处罚。该解释与刑法规定不一，这不禁与法律规定相悖，而且极易造成处罚过重的不良后果。此类情况，我们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具体处理案件时，对刑法总则中规定的累犯从重处罚和实践中对主犯、首要分子从重处罚的做法加以限制，不应使犯罪人因同一情节而承受双重的严厉惩罚，避免出现与法有悖的情况。
与大陆法系关于盗窃罪严重情节的规定相比，我国刑法对八种加重情节的规定略有不同，一是就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上，我国刑法是将各类严重情节与犯罪所涉数额结合起来认定的，而大陆法系只是单独考虑严重情节，并不以犯罪数额为基础；二是我国刑法较注重犯罪行为的实际危害性，大陆法系着重考虑了对社会善良风俗以及保护科技发展、公共安全的关注。对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在适用加重情节过程中要严格、慎重，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我们对盗窃罪的认定，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都是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刑法也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盗窃罪的形式呈现出多种情况，其中个例通常难以区分。
盗窃罪中对财物的控制权历来是理论与实践不断争论的问题，他不仅涉及到盗窃罪的即遂与未遂，也是决定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仅在确定犯罪即遂与未遂中，就有转移说、失控说、控制说等多种学说，在确定此罪与彼罪方面，则更是认定的重要环节。例如行为人窃取处于自己持有状态的财物应如何认定，是盗窃罪还是侵占罪，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探讨的问题。在审理一起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系沈阳站搬运工，其在为委托人从站内向站外搬运包裹的过程中，趁被害人办理手续之机，将包裹窃走并占为己有。此案中，有的观点认为，被害人在跟随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具有对财物的控制权，但当其办理手续过程中，应视为将财物的保管权转移给了犯罪嫌疑人，这样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财物应认定为侵占罪。笔者认为，从控制权的角度来看，还是应以盗窃罪认定为宜。在此种情况下，判断财物归物主控制还是归犯罪嫌疑人控制，应综合当时的客观情况考虑。由于被害人一直跟随在犯罪嫌疑人的后面，所以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上，都认为财物一直在物主的控制之下，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受搬运人的支配，但这种支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作用，不具有法律意义。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只能认为是物主对财物的控制力一时松弛，不能认为控制权已经转移。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的一时对财物控制的松弛而实施的盗窃行为，所以，此案还是应以盗窃罪认定。
在列车上发生的盗窃案件中，很大部分是被害人将所携带的皮包、财物放在行李架上或铺位上，由于疏忽被犯罪分子趁机盗窃。对此种情况应根据现场情况区分对待，对于包裹、行李等较大型财物，即使是放在行李架上，物主有时照看不到，也不能认为是财物脱离了物主的控制；对于钱包、夹包等小型财物，如果放在铺位上后物主明确知道财物位置，也不能认定财物脱离了物主控制；当然，如果系遗忘物，则另当别论。在一起案件中，被害人在列车即将到站以前到其他车厢找寻同伴准备下车，却将钱包遗忘在铺上，被其上铺的旅客发现后占为己有，此案应以侵占罪认定。由于当时刑法尚未规定侵占罪，法院对行为人作出了无罪判决，这一认定不无道理。由此可见，对财物的控制权在我们审查案件中一定要认真把握，这样才能不罔不纵，依法办案。
四、盗窃犯罪对象及其价值的研究
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的不断更新，盗窃罪侵犯的对象范围在日益扩大，“刑法”第九十一条、九十二条所列举的公私财物远远不能含概现金盗窃罪所侵犯的对象。例如实践当中的能源、技术成果、债权等无形物，是否能够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都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在此，笔者仅对此作以预测性探讨。
从法学理论上讲，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应具有以下的共性特征：第一，盗窃对象应具有经济价值性，因为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犯罪对象明确为公私财物，而没有价值的物品则很难以财物相称，而且盗窃罪的处罚是以其价值（即犯罪数额）为标准的，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物品很难成为盗窃对象；第二，盗窃对象应具有可支配性，盗窃行为首先是通过秘密窃取而非法占有的行为，是一种所有、处分关系的改变，这就要求被侵犯的对象首先具有可支配性；第三，盗窃对象应属于动产的范畴，不动产如房屋等不能秘密窃取，不能作为盗窃对象；第四，盗窃对象应具有法定的排除性，刑法所规定的可构成其他犯罪的对象如枪支弹药、尸体等，不能成为盗窃犯罪的对象。掌握上述四项原则，可有助于我们认定盗窃罪的对象，进而明确对盗窃罪的认定。
那么，从个性的角度讲，无形物能否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呢？实践当中对此认识不一。笔者认为，以上述原则为基础，部分无形物应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如水、电、通讯信道等，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加以使用，逃避经济费用，应当以盗窃罪认定。对于部分无形物，刑法已经以明文加以规定为盗窃罪对象，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针对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行为，明确规定按盗窃罪惩处，这充分说明法律对该种意见的认同。笔者认为，无形物作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是对保障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一种表现，不仅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而且还因为他表现为一种所有的关系，例如煤气、水、电等物质，在被盗用前均属国家所有，行为人的盗用行为必然给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而盗接、复制他人电信线路的行为也会给被害人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对上述对象的盗用实际上侵害了被害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所以应对其以盗窃罪认定。同理，对于债权、技术成果等无形物也应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对于被盗物品的价值也是对盗窃罪定罪处罚所依据的重要基础，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对此以十二款二十余项的篇幅加以阐述，充分说明了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只有合理的计算被盗物品的数额，才能正确定罪、合理量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难以确定被盗物品价值的情况，如有些物品系使用过的旧物，被盗后又被丢弃、毁坏或挥霍无法进行估价鉴定，失主也无法提供获得该物品的金额，对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依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对能够获取作案当时当地市场价的可以以此为依据，对于不能确定的则只能以销赃价计算，不能想当然的对被盗物品确定价值。对于通过任何方法也不能确定其价值的被盗物品，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则不能认定，这一点亦符合法律关于“疑罪从无”的规定。在审理李振成等6人货盗一案中，检察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所盗窃的一笔价值万余元的奶粉系过期产品，是由铁路运输返回生产单位过程中被盗的，该产品已不具有实际价值。经过调查取证，并由鉴定部门依法作出鉴定。最终，检察机关依法将该笔数额从犯罪总额中扣除，保护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公正性。
总之，盗窃犯罪作为一种当前社会中的多发犯罪，不仅侵犯了国家和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笔者上述所论也仅仅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但可以肯定，加强对盗窃罪的研究、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司法机关更好的发挥诉讼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稳定发展。
二00四年十月
王镭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Email: wangleirei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