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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若干政策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加快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跨世纪发展的需要，制定以下若干政策规定。
一、高新技术和产品认定范围：除国家划定的领域外，我省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急需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先进适用技术的组装集成，均纳入我省高新技术和产品范畴。
二、继续执行国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同时，对于符合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方向并有发展前途，但处于起步阶段，或为了分散发展高新技术风险而进行多角经营的企业，虽然有的指标暂未达到国家规定条件，经省科委认定可比作高新技术企业，执行本政策规定。
三、建立吉林省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库。对于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库的，在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从优。对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研究和经营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可不受职称指数比例限制优先评聘，可优先出国培训，可破格提拔重用。进入省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库
的标准另行制定。
四、凡跨区域流动进入吉林省的高新技术人才，工资待遇可高于原来所在地区，免征相关人员的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等专项费用。对来吉林省工作的归国留学人员或外籍人员中的高新技术人才的待遇从优执行，也可比照所在国的标准掌握，其中带有高新技术成果或项目者，凡属市场前
景好、经济效益高，并能打人国际市场的，也可给予高于其所在国的待遇。
五、到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各类人才，具备条件的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一）持有经济效益较高的高新技术专利、发明成果和项目者，并以技术入股的，所占股份比例可在35％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二）职务发明的主持人及主要参加者，可直接参与分配，既可从上年该项目新增税后利润中提取10％—30％部分予以一次性奖励，也可采取技术入股方式予以奖励。
（三）经营管理成绩突出，使企业连续3年效益增长在20％以上者，可给予创业入股或按年新增税后利润的10％—20％予以奖励。
（四）由党政机关直接去企业担任高层技术与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可同时享受高新技术人才待遇和这次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有关待遇。
六、对各类院校、科研机构依据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积极调整专业结构和研究方向的，引进或开创发展高新技术新学科、新领域的，定向培养人才的，围绕吉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课题，技术、项目和工程进行联合攻关的，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可予以定向支持。鼓励在企
业设置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
七、对省属工程技术类的科研单位和研究成果的评价与考核，由以成果数量、成果水平为主向成果数量、成果水平考核与技术交易额并重的考核方式转变，逐步实现以技术交易总价值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实现科研成果考核市场化。
八、引进后实现创新的技术和产品，享受高新技术产业政策。
九、大力支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对其用地可按最低标准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与各类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免收各项产权交易费用。其中与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其兼并收购费用可减缓免，也可实行股份制合作。
十、为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补充制定如下优惠政策：
（一）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免税期满后，如确有困难需要继续予以扶持的，经省政府批准，可继续享受减免税政策1至2年。
（二）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项目投产后，不论该企业以前是否享受过所得税减免优惠，经同级财政部门认定，可在2年内将该项目新增效益的所得税返还给企业，专项用于技术进步。
（三）高新技术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费用应逐年有所增长，对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企业，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四）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完成的国家级新产品3年内、省级新产品2年内上缴的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全部返还给企业，专项用于技术开发。
（五）新增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批准还贷期内，项目新增的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由财政返还给企业50％用于还贷，最长期限为3年。新增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上述增值税返还期限为4年。
十一、对从境外、域外引进资金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额度较大的，中介费提取比例可突破我省已有规定的上限，其突破部分可由受益单位以奖励方式兑现，也可由同级政府对其适当奖励。
十二、积极支持各级政府、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组织高新技术重大项目策划，凡经国家审批取得工业生产特许权的，可作为资本，允许以此招商引资。
十三、从省财政列支的科技成果转化补助费、技术改造投资及基本建设投资中划出一定比例，由省政府集中用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项目。
十四、对专门经营扶持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承担中试风险的各类企业，除各级财政给予资本金支持外，免征一切税费。
十五、高新技术研究成果中试期间在达到工业化生产之前，免征一切税费。
十六、凡在吉林省的具有高新技术、产品和企业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不论其产权归属，不论其所有制实现形式，均享受本政策规定。省政府已有政策规定与本政策规定有矛盾的，按本政策规定执行。



1998年5月18日
简述法制儒家化

王胜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关于法制儒家化的起点，瞿同祖认为始于魏，但后来学界大多认为始于汉；终点也颇有争议，大多认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这里采通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